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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表明，几乎东北各省市的负责人都受到一定的牵连，如黑龙江省委书记李长青、辽西省委书记杨易辰、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旅大市委书记陈伯村，以及抚顺、长春的市委书记等，甚至有的下级干部也因与他们一起工作而受到株连。许多干部受处分的受处分，调工作的调工作，东北地区原来比较稳定的干部队伍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案究竟株连多少人，有谁能说得清呢？
如果说，高岗“反刘就是反党”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与高岗一起积极参与反刘活动的人，甚至为其出谋划策、鼓劲打气的人，是否可算着高岗的“心腹”或“干将”呢？我们反对随便把一起工作的同志划为“集团”或同伙“。事实上他们也都没有被说成”同伙“，这里也就不亚于赘述了。
（四）莫须有的“反党联盟”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定》。既然根本不存在什么“高岗反党集团”，那么“高饶反党联盟”又从何而来呢？当时的确有人怀疑有没有“高饶联盟”。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了那五条理由，【注3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于是没人敢再有异议了。
但是，毛泽东说的这五条也只是捕风捉影，并不能说明高岗和饶漱石之间存在联盟关系。
从历史上看，高岗与饶漱石没有在一起工作过，而且由于饶漱石长期在白区和新四军工作，高岗曾认为他是受刘少奇提拔重用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属于一个“山头”。
1952年夏，毛泽东对饶漱石说，东北的工作搞得好，你去东北看看，找高岗谈谈。于是，这年8月，饶漱石到大连休假。
那时，经常有中央或其他地区的领导人来大连度假或养病，高岗对于饶漱石来大连，并不特别重视，只让旅大市委副书记陈伯村向他介绍东北的情况。当时正在大连休假的张鼎丞夫妇也一起来听。
东北的成就确实打动了饶漱石，他不禁问，以高岗这样一位文化部高、出身行伍的人，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东北的工作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陈伯村说了三点看法。第一，高岗注重抓大事，抓原则问题，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第二，善于用人，不讲“山头”“派系”，不论资排辈，只要这个干部有德有才，他就放手使用。第三，高岗的作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做事见成效，从不朝三暮四、拖拉扯皮，而且他要求下边的干部也这样做。因此，东北的干部很团结，上下齐心。
陈伯村的一番话，使饶漱石对高岗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加上毛泽东的极力推崇，自然对高岗更加尊重。
高岗是晚些时候到大连的。他接连参加三个会议（商业会议、基建会议、青年团会议）后，才到大连休息。他虽然与饶漱石见了面，但因为是初次交往，只是礼节性的应酬而已。回到沈阳后，他曾对人说，饶漱石对经济建设的许多事都不懂。颇有些轻视的意思。
到北京以后，高岗与饶漱石既无工作关系，又无个人私交，他从没有到饶漱石家里去过，饶漱石也没有来过高岗家，他们只在开会时见面，平时连电话都极少。
因此，如果实在要说有一个“高饶联盟”的话，毛泽东算不算“牵线搭桥”的人呢？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究竟有什么共同活动？
如果说是批判薄一波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他们都有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当时在会上有反刘言论的不仅是他们两个。当然，贬刘、反刘（批评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一定就是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和活动都不利于党的团结，都是错误的。但由此而说他们“相互配合进行反党活动”，是有“共谋”、有“联盟”，是否有些过分或拔高又拔高呢？同样，扩散名单也罢，组织会议上饶漱石与张秀山的观点相同也罢，都不能构成他们有“联盟”的理由。饶漱石曾说，他们的观点相同，完全是不谋而合。
如果硬要说高、饶又联系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反刘的根子，这个根子来自何人，不用说明，读者自然明白。
1953年冬，高岗从南方回来后，听说饶漱石在组工会上受了批评，日子不好过，曾两次向毛泽东陈述意见，为饶漱石辩解；后来高岗受猜疑，饶漱石也单独向毛泽东说过维护高岗的话。毛泽东由此断定，高、饶之间“有一个联盟”。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们心中无“鬼”，彼此间没有什么“共谋”，只是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株连别人，才敢于不避嫌向毛泽东坦然陈词。他们都自以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即使说错了，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却做梦也没想到，竟会因此而被说成一个“反党联盟”的头头。
（五）牵强附会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至今，不少人一直说高岗是中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到处飞舞，不足为奇。但在高岗所处的那个年代，这可是了不起的罪名。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不恰当，是把认识问题拔高为阶级斗争，吧党内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纵观高岗的历史，他与资产阶级没有瓜葛。从他的报告和文章，也没有见到他为资产阶级说好话。如果说思想倾向有毛病的话，人们看到较多的是他的激进，或有些过“左”的，甚至有一些“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方面，他与毛泽东的主张很相近。更确切地说，高岗的这些思想有许多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这也正是他与刘少奇格格不入之处。他认为刘少奇处处为资产阶级说话，“不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刘少奇则批评他以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农业具体化的想法是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批评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过“左”的政策等等。他在财经会议上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批评那么激烈，正是其真实思想的反映。
高岗这样一个对资产阶级怀有深刻反感和高度警惕的人，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呢？
唯一与“资产阶级”有点关联的，似乎就是他的生活作风腐化。这个问题，他在陕北游击战争时期就有，后来掌了权，当了领导，又有所发展。笔者认为，与其说高岗之生活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还不如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农民流寇思想的反映更为贴切。从高岗的思想行为来看，他更像是中国传统的农民领袖，如洪秀全、刘宗敏等，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
事实表明，“高岗反党集团”也罢，“高岗反党联盟”也罢，都是围绕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产生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人为制造的政治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个违反中共党章规定、破坏党内民主团结，大搞“一言堂”的产物。高岗事件开了一个坏头，从此以后，党内民主荡然无存，“一言堂”之风，把党内斗争当作阶级斗争之风越来越盛。连毛泽东自己都说，高饶事件以后党内鸦雀无声。
由于对一个人的认识与处理往往同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革命接班人的问题紧密相连，随着毛泽东日益年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也就变得愈加紧迫，斗争也愈加表面化。尽管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完成对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内的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却愈演愈烈，以至满眼都是阶级敌人，无处不有阶级斗争；动輒挥舞“反党”的大棒，打出多少大大小小的“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种“集团”满天飞，害苦了多少干部群众！
第六章 最后日子
在漫长的管教期间，高岗反省、检讨，违心认罪，却无人理睬他送上去的检讨书，也没有人来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的一切要求都没有回音。他深感自己已被遗弃，犹如被打入冷宫。他在寂寞与痛苦中煎熬，在悲哀中挣扎，他终于明白：路已经没有了。
1954年8月，高岗被管教已经半年了。炎炎酷夏，驱不散他心头的严寒，多日来焦虑、矛盾、痛苦，使他心力交瘁，他对这种被“打入冷宫”的管教生活，越来越忍无可忍。
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伟大事业。它在召唤他，他原以更大的热情去为之献身，为之奋斗。可是现在，他却被困在这深宅大院里，无人理睬，无所事事，徒劳地消磨时光。
他违心地承认自己“极端的个人主义发挥大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