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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恩来谈话
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找林枫、张秀山和张明远就如何召开东北高干会议，深入揭批高岗的问题谈过一次话，下面是谈话的主要内容：【注24 这是根据张明远当时的记录整理的，原记录稿无日期，从内容判断，应在1954年2月底至3月上旬间，中央高干座谈会结束后，他们返回东北之前。】
群众团体应参加党委和会议。
中央对你们那个草案【注25 指即将召开的东北高干会议决议草案。】的意见是：
对高岗在东北时期的错误，要有所揭发。
东北局应从东北角度揭发高岗的罪行，对其本质揭发应更深下，揭发他“一贯正确”、“政治对组织错”的事实，以引起广大干部的愤慨，耻于与其为伍。
从草案的内容看，平淡无力，揭发不深，动员力量不够。原因是着重了个人检讨，而未得出集体的共同认识。高岗在东北已有反党活动，以后野心大起来，到北京后仍指导东北的工作。你们孤立的个别检讨，缺乏共同的历史的认识。决议草案未把他的反党活动集中起来，引起共同愤慨。
总的来看无动员力量。
要有集中的、历史的认识，主要要打破高岗“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东北正确，到北京不好”的观念。
原则上讲，不可能一个人在政治上对，组织上不对。党员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政治性的，把政治和组织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这个思想是高岗反党活动的理论。不仅如此，高岗对少奇有意见，在中央不谈，背后乱说。如说他与少奇有争论，说少奇派他到东北，是已看到彭真对东北的工作拿不下来。【注26 日本投降后派高岗去东北，当时彭真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东北后不是帮助彭真，而是看着彭真垮台。少奇信任高岗，才派他到东北工作，但他却说少奇袒护彭真。
高岗说，少奇在香山说合作社可以少分红、股少入。
高岗反对中央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注27 指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并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转发了邹大鹏的信，并批评东北局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有“左”的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之“新的分歧”。】事实证明少奇对，高岗不对。
在莫斯科，高岗对苏联、斯大林说，苏联海军可否到青岛活动。少奇批评了他，他即发脾气。此事刘对，高错。
高岗对少奇有意见，1949年有四次——资产阶级问题的信；【注28 指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并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转发了邹大鹏的信，并批评东北局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有“左”的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之“新的分歧”。】莫斯科谈话；合作社问题谈话；在东北关于富农问题的谈话。
少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谈话有毛病；富农问题，推迟合作化的意见有出人；对生产合作社的意见不对。在这些问题上，高岗与少奇有争论，但有些并不是高岗的意见，所以也不能由此说他政治上对。
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少奇只是对时局估计过早。
延安审干，高岗也很（左）；整风时西北高干会也过火了。
土改问题上，高岗也是“左”的，并不是正确的。
高岗在东北支援战争并不突出，打锦州是毛主席的意见，百万大军入关也是毛主席的意见，高岗却说是他提议的。其实他很计较个人得失，经常动摇。
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证明中央是对的。东北城工会议有错误，东北局对资产阶级政策有问题，对资产阶级不能孤立，东北城工会上对此未很好讨论，强调东北特殊。对统战政策，东北局根本不讨论，政府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
少奇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不能说是原则错误，只是推选处理的时间。在农村座谈会上，高岗是同意中组部对富农党员的规定的，并无不同意见。
生产合作社问题，高岗并不高明（如批评农业社会主义）。
工矿党委制【注29 当时高岗接受苏联经验，主张厂长负责制，曾引起争论。】是毛主席的主张。
要认清高岗的政策思想是不稳的，他的思想历史根源，是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因此不可能在政策上正确。思想意识指导其生活作风，政治上如何能正确？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有正确的一面，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正确面逐渐缩小。
凡是在组织上搞分裂的，政治上而是错误的；政治上正确的，组织上也是正确的。
对高岗是否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对他应该长期管教。要批判“高岗对，刘少奇错”的观念。
高岗在东北就有阴谋活动，到东北后，养成特殊化，独揽大权，中央稍一过问就不满。
对高岗错误要更深入地挖，像挖毒瘤。这样可能会损害大家一些健康的肌肤。要采取一致的态度去检查。
关于东北的问题，东北局负什么责任，每个人如何交代？
对高岗的揭发必须彻底。
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与每个人要有区别。东北局过去与其他各大区一样，但高岗在东北局仅有一份，并且是搞阴谋活动。他的阴谋活动超过了他过去对革命的功绩。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责任，错误要交代。在这次会上先作原则交代。东北局所负责任与一般中央局及中央不同，中央是失察，财经会议发觉，即进行批判。不是路线、宗派错误，而是强调总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中央失察与东北局责任不同，东北局责任重。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错误。
个人检讨要深挖，陷下去的要拔出来。陷下去的不要有顾虑。不要计较有人责备。
东北不少干部受高岗的影响，这些干部的好处是有朝气。中央可以多说好的方面，但东北局和个人应多检讨。
要使干部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党存在的黑暗面和缺点；他们的警惕性不够，他们的历史经验不足。要使他们知道，个人主义会发展小集团习气；要鼓励他们发扬光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的错误，认识其罪恶，鼓舞大家的斗志；要分清东北局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启发教育大家增强团结。
高饶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党外性质，资产阶级代理人性质，是反党的宗派活动，不少路线问题。过去路线错误是利用政治纲领团结一些人，无另外组织。高岗的反党性质的党外的，反党的，不需用一个纲领团结一部分人，是搞阴谋的。但他的思想作风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在这种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七大”以来，疏忽了党内思想教育，一些人产生骄傲情绪，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高岗的野心之所以能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党有弱点。
会议要着重揭发高岗，并联系自己作检讨。
（二）“高岗反党集团”
1954年3月下旬，周恩来奉了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到沈阳召开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要求深入揭发高岗的问题。他特意带知情人马洪和安志文来参加会议。罗瑞卿作为联络员一同到达。
东北高干会于1954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举行，参加者与东北党政军群一级机关负责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以及 “与高、饶问题有关”的一些人；会议主席团由东北局常委和各省市委书记组成；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周恩来于3月27日作了报告，第二天即回北京。罗瑞卿留下继续参加会议。
如果说，中央的两个座谈会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那么东北高干会在揭批高岗的同时，还要搜罗高岗的“同党”，揪出一个“高岗反党集团”。
东北高干会对同高岗一起工作的同志，会上大轰大嗡，乱批乱斗，会下跟踪盯梢，捕风捉影；对揭发的“问题”既不许当事人说明事实真相、进行申辩，也不许进行调查核实；大帽子压顶，随意株连。整个会议没有党内民主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事实求是的原则。以至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不知何时也会被“划进去”。
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会议于1954年4月24日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认为“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从而把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打成“高岗反党集团”成员，还捏造出所谓“高岗的五虎上将”。
然而，抓“反党集团”这么大的事情，岂是东北高干会就能决定的！罗瑞卿说过，当时对抓小集团的问题拿不稳，打电话请示中央后才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