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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胜使资产阶级不能不接受我们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必须统一领导，克服政出多门的现象。
这个问题，应集中在中央及各级党委领导，日常工作归统战部。
接着，他批评了新税制：
新税制有原则错误，路线的错误，违反二中全会，违反共同纲领，对资产阶级无所谓领导，完全平等，甚至并不平等，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产阶级不利，对大批发商有利，热烈拥护的是资产阶级，而且是热烈拥护，倒霉的是党，是合作社。对新税制要作很大的修改，对预算也必须作若干修改。
（二）批薄射刘
毛泽东的讲话，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号召，他所列举并批判的右倾观点，虽未点名，但大家都明白，他是在批评刘少奇。
这个讲话在财经会议上传达以后，会议很快便转入学习总路线和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观点，并以此指导会议的进程，不仅批薄一波，而且联系到刘少奇。于是，出现“批薄射刘”的局面，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开始，只是在领导小组对新税制进行批判。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领导小组会议出现的“批薄射刘”倾向后，毛泽东不仅没有及时制止，反而加了一把油。周恩来在1953年7月12日写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事各方面的同志都能听到薄一波的发言。同时要召开桌面上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接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薄一波，他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注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0页。黑体为原文所有。】
于是，薄一波不仅成了“桌面上的斗争”的目标，而且要“从思想、政策、组织、作风上”说清楚。如此一来，更大范围的“批薄射刘”也就不可避免。从1953年7月13日到8月1日，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他的两次检讨都难以过关
（三）高岗的发言
会议期间，高岗又两次发言，一次是1953年6月下旬作了关于五年计划框架的报告；一次是批评薄一波的发言，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观点。
高岗对自己的发言是比较谨慎的。他不仅对出席会议的东北代表说过，东北的发言要谦虚谨慎，要多听听其他地区同志的意见，而且自己的发言稿也是经过几个人认真讨论研究后写出来的。相比之下，有些人发言用词之尖锐激烈，上纲之高，远胜于高岗，有人甚至把薄一波比作布哈林或季诺维也夫。
高岗为了准备这次发言，把安志文、马洪、张玺等人召集在一起，提出：要站得高，看得远，要从理论上对右倾思想进行批判，要批深批透。几个人讨论研究以后，又分头查找资料，最后由马洪执笔写出发言稿。其中批评薄一波的错误思想时，引用了一些刘少奇的言论加以批评；也引用了毛泽东著作《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的一些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早民众运动……”【注13《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12页。】
高岗的发言稿，毛泽东看过，并作了多处修改，其中凡提到薄一波的“个人主义”之处，都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比高岗原稿的提法更高了。
周恩来也看过这个发言稿，没有提出异议。刘少奇看了高岗的发言稿以后，要求和他谈一次。有人说他没谈，但高岗说他与刘谈了，并说刘承认了错误。究竟如何笔者已无可考。
高岗发言以后，薄一波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主席批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无言以对。
周总理在大会总结发言中说，基本同意高岗的发言。
后来，有人说高岗的发言是“鼓吹枪杆子造党”，是“制造军党论”。高岗自己则说：“‘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这类话，在财经会议上批评一波的发言中，我讲过。那是引用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有关内容。”
也有人说，高岗在会上跳得特别高，反刘特别起劲，以此说明高岗为了“篡党夺权”而故意制造“批薄射刘”的歪风，是其重要的“阴谋活动”。其实，“批薄射刘”既然是毛泽东的意思，谁不踊跃响应？以高岗历来对毛泽东的关系而言，以其思想观点与毛泽东相一致的情况而言，他“跳得高”是很正常的。若是他不“跳”，或“跳得不高”，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不正常的了。
高岗明白，在毛泽东心目中，刘少奇是贯彻总路线最大的障碍。而薄一波的新税制等错误，不过是揭开刘少奇“盖子”的一个导火线而已。他对薄一波主要是在工作方面有一些具体意见。他在反省时承认：“财经会议，批评一波，是指桑骂槐。”
会议后期，毛泽东问他：“你看薄一波的错误是什么性质？”
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党内性质”。
毛泽东说“好！”
后来毛泽东在1953年8月12日的大会上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工作中的政策性的错误”。而在会议开始时，他曾说过薄一波的新税制是“路线错误”。
（四）“批薄另有后台”？
会议的进展令一些人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涉及党的总路线，也许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无论是被批的还是被“射”的，都不便公开对抗；加之会内会外发生的一些事情，明里暗里便传出一些与高岗相关的流言。这些流言虽然不是空穴来风，却也颇多似是而非。
那么，会议期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1、高岗突然赴苏
财经会议前夕，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电报，要求派人去莫斯科听取紧急通报。
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
他兴冲冲地对赵家梁说：“你准备一下，咱们到苏联去！”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临行时得到中央通知，由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与他同行。他指的抱歉地对赵说：“没关系，这次去不成，以后还有机会。”
这既是对秘书，也是对他自己的宽心话。然而，今后真的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这样的安排，可谓用心良苦。对苏共方面来说，派两个毛泽东身边的人同去，足以表明高岗是代表毛泽东前去的，表明中共中央对这件事够重视、够规格、够隆重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高岗不那么放心，派两个“自己人‘陪同前往，以便更好地观察其 在苏联的言行，了解苏共的意图。即使当时毛泽东还未必对高岗有所怀疑，这至少不失为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
高岗表明上无所谓，但内心却感到尴尬不安，他敏感地意识到其中的微妙。临上飞机时，他私下对赵家梁流露：这次恐怕有人要把我搞掉。他也对李力群：“这次为什么要我去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
当时，高岗正如日中天，何以会有如此的危机心态？他虽然未必怀疑毛泽东，但至少已感到党内有些人对他的威胁。
由于这次紧急任务，他甚至没来得及参加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他完全知道毛泽东关于总路线的思想，也知道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要借批薄一波而达到批刘少奇的目的。
2、东交民巷车水马龙
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作了汇报：苏共发生了“贝利亚事件”，以及苏共中央关于这一事件的紧急通报，并上交了有关文件。这是当时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件大事，自然引起不小的震动。
高岗突然赴苏，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兴趣，一些好奇者纷纷到他家里来打探事件的内幕。还有一些地方首脑，特别关心自己地区在五年计划中占有多少份额；一些为能参加会议的人像了解会议的情况，也纷纷前来探询。而那些高岗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也乘开会之机前来探望……总之，由于诸多的原因，高岗家的宾客络绎不绝，十分热闹。
高岗很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丝毫没有察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