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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得知，毛泽东曾对邓子恢说，高岗在东北，工业方面搞得不错，你们两人在一起，一工一农，搭配起来最合适。
李立三到高岗家来过多次，主要是谈工会问题。工会工作不归高岗管，但他还是很诚恳地与李立三交谈。他认为工会的错误与刘少奇有关，并向李立三谈了自己对刘少奇的看法。
李立三说：我了解少奇同志，你可以找他谈谈。
这件事，李立三可能对毛泽东说了，不久，毛泽东叫高岗和刘少奇谈谈，但他没有谈。
在高岗反省期间，管教人员曾问他，为什么不和刘少奇谈？他说怕少奇问消息来源，因为许多意见都是来自于毛主席。
计委的筹建工作，包括制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方案、调配干部，以及机关选址、购置房产、设备等等，也在紧张进行。
行政事务购置由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光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但大家上下齐心协力，艰苦朴素，不讲排场，踏实工作，效率很高。第一天到翠花湾东北驻京办事处，第二天就安装了与中央联系的电话，中南海各区的通行证很快也办下来了。选办公地，买宿舍房等，都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很大的支持。办公地选在南河沿原北大三院，地方不大，房子也很破旧。羊尾巴胡同和奶子府个买一个楼房做宿舍，不够住，一部分人就把办公室兼做宿舍。高岗和秘书都住在翠花湾东北办事处。高岗的房间布置也很简单，没有地毯、沙发等。当时私人企业听说计委要购买家具及办公用品，认为有油水，很高兴。由于正是“三反、五反”运动以后，私商都很守规矩。大到桌椅橱柜，小到文具纸张，大批购进，质量好，且没有回扣。
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工作由安志文和马洪负责（他们二人都是新任命的计委委员），进行得很顺利。安志文根据陈云的意见，与中组部、中财委研究确定计委的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把中财委计划局（宋劭文为局长）、统计局（薛暮桥为局长）和物资局（朱理治为局长）成建制地划归计委；专家局的全部专家和绝大部分翻译也划归计委。此外，中央组织部还从其他地区调配了一些领导干部，如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及副省长韩哲一，张玺担任计委专职委员，等等。马洪负责联系从东北地区调配干部，基本都是德才兼备，且有相当经济工作经验的骨干，经高岗同意后，再正式办理调动手续。东北局组织部对于此项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凡是计委要的人，一律放行。仅从东北工业部就调来一百多人。
高岗对计委的班子非常满意，说计委的人都是优秀的，要文有文，有武有武；计委的哪一个局长都能当部长。后来，有人说他是在计委“拉山头”。他自己在反省时说：“看到中财委事多人少，我希望吧计委机构加强，调一些人。想调陶铸、郭峰、伯达到计委做副主席。伯达来，理论上加以指导，有能力，有理论。派人下去能解决问题。人家说‘高岗你这个班子最健全、最强’，自己就沾沾自喜，表现自己管得不错。我经常提出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做得自己实际上不落人后。其实一切决议报告，都是开会商量一下，真正起草文稿的是各局局长和委员们。我剽窃人家的文稿，表现自己，个人突出，吧计委当成自己的资本。”
可见，他既是从工作需要出发，也参杂着一些个人的成分，但还不是单纯的“拉山头”。爱才用人是他一贯的特点。东北的经济建设开展得较早，高岗又特别注意经济干部的培养，经过三年多，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工作骨干。在组建计委时，东北的干部多一些，主要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而且，把有经验、有能力的经济工作干部调到北京，是对中央工作的有力支援。
还有人说，高岗排斥某些干部。事实并非如此。如朱理治，过去在陕北曾执行过“左”倾路线，整过高岗。但高岗并没有因此而排挤他，仍把他留在物资局任局长。顾大川和宋劭文来自华北，高岗也没有排斥他们。宋劭文原是中财委的副秘书长和计划局局长，很有才干，对计划工作也很熟悉。但调入计委不久又调出去了。于是有人议论说，因为宋劭文是“薄一波的人”而被高岗排挤，进而推广说，高岗“排挤华北的干部”。其实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宋劭文调走另有原因。
1952年秋，中央决定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去莫斯科，就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征求苏联的意见，宋劭文是随行人员之一。在当时这是绝密的事，但外国报刊却报导了。
是谁泄露了管教机密？中央查来查去，原来是宋劭文的妻子和妻兄（在印度大使馆工作）传出去的。因此，中央认为宋劭文不适于留在计委工作，决定调走。然而，调动的原因又不能对宋劭文明讲。为了不给宋劭文造成思想负担，高岗亲自找他谈话，说为了加强对轻工业部的领导，调他去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云云。这件事其实与“拉山头”、“排除异己”毫无关系。但高岗不能对别人讲明；宋劭文至死也不明白那次他调离计委的真正原因；旁人就更不明白了。于是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联想，以致引起对高岗的误解。
高岗精力充沛，生性好动，工作之余，常到办公楼前的球场与工作人员一起打球，到他们的住处串门聊天，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和他们一起打牌下棋争输赢，赢了拍手大笑，输了照样钻桌子；新年团拜时，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十分快活。他与大家相处很融洽，毫无国家副主席的架子。
计委的筹建工作于1952年底基本完成，1953年1月，各部门的工作全面展开，高岗主要抓了四方面的工作：组织干部学习；编制年度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八个工业部的工作，以及中央交给他的其他任务。
二、备受器重
1952年冬至1953年上半年，高岗几乎每天下午到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小会，既谈工作，也有学习，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一起研究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学习苏共“十九大”文件等，也结合中国经济建设中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当时，中央办公的地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面围墙内的新西楼（1号楼），高岗的办公室安排在二层，中央小会的会议室就在高岗办公室的斜对面。【注5 这种安排时间很短。】这样，高岗与毛泽东见面很方便，两人私下交谈机会较多。从高岗后来自我检查反省中可以看出，他们说过不少“私房话”。这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高岗是多么重视。
（一）组织干部学习
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当时可以借鉴的只有苏联经验。高岗到京以后，加倍努力学习，以使自己不落于人后，也要求计委的全体干部跟上新形势。因此，高岗对计委干部的学习抓得很紧，他与负责日常工作的同志一起讨论，制定学习计划，内容有理论方面的，也有业务方面的。如政治经济学、苏共“十九大”报告、计划工作中的平衡法、编制经济计划的方法、制表方法，等等，一切从头学起。他叫主管部门印发两本介绍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约80万字的材料，还找来人民大学的有关教材印发给大家；请了一位人民大学的讲师来讲课，每两周一次。当时没有礼堂，在饭厅上课，他同全体干部一起站着听一上午。平时，只要有机会，就请专家或懂行的人介绍科技知识、苏联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定期组织大家进行讨论，既务虚，又务实。他要求计委的干部要“钻进去”，成为计划工作的内行。
那时苏联的计划工作也有不少毛病，主要是“卡得太死”，重工轻农，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等。但在力求综合平衡和指标不能过高、须留有余地等方面，也确有正确的、值得学习的方面。
高岗始终坚持与计委的同志们一起认真听课，参加讨论，注意同志们的学习经验。
当时，中央小组会上正讨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他随时把在中央的学习所得带回计委，指导计委的学习；又把计委学习中的问题和经验及时反映到中央去。例如，高岗把毛泽东批评“巩固新民主主意秩序”等观点的话传达下来，引导计委的干部进行讨论。又如，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柯夫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