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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真正富于现代意识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是胡适创作 的《终身大事》。
1919年3月，《终身大事》刊登在由高一涵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3号中， 胡适专门为该剧加写了一个副标题：“游戏的喜剧。”
事实上，《终身大事》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剧中的女 主角田亚梅，更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娜拉式的女性人物。她与易卜生笔下的 娜拉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她所反抗的并不是夫妻生活中的男权丈夫，而是宗法 制家庭中的严父慈母。这是刚刚启动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田亚梅与陈先生是在东洋留学时相识的一对情人，两个人回国后打算征 求父母的意见正式结婚。田亚梅的母亲田太太是“不敢相信自己”的一个人， 她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希望女儿不要“糊里糊涂”地嫁给一个合不来的人，就 背着家人去观音菩萨面前求签，然后又请来一位瞎眼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 说自己是“据命直言”的，按照命书上的说法，陈先生和田亚梅在属相上是属蛇 和属虎相克，在时间上是猪和猴相克，这两个人要是成了夫妇，就犯了夫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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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肯定不能够白头偕老。
在这种情况下，田亚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禁止家人拜菩萨和请算命先生 的父亲身上。她的父亲田先生回家之后，先把田太太教训了一通，接下来却说 出了反对这桩婚事的另一项理由：“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和姓田的只是一 家。后来年代久了，那写做田的便认定姓田，写做陈的便认定姓陈，外面看起 来，好像是两姓，其实是一家。所以两姓的祠堂里都不准通婚。”
田先生因为害怕被革出宗族祠堂而被老先生们笑骂，竟然玩弄起孔门儒 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学把戏：“要是你这位姓陈的朋友是没有钱的， 倒也罢了；不幸他又是很有钱的人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们必定说 我贪图他有钱，所以连祖宗都不顾，就把女儿卖给他了。”
田亚梅在绝望中看到女仆李妈替陈先生送来的情书，上面写着：“此事只 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于是，她当机立断写下一张字 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 去了。暂时告辞了。”然后把字条留在桌子上匆匆离开。
《终身大事》是一部很短的独幕戏，戏中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传统佛教的化 身，算命瞎子是中国传统道教的缩影，田太太所充当的其实是佛、道两教代言 人的角色。自以为文明新派的田先生，却偏偏是孔门儒教的代言人。田亚梅的 离家出走，一方面是她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以现代人道反 抗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宗教神道的第一步。该剧在当年曾经引起很大 反响。1919年6月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给“五四”运动筹集活动经费，邀 请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北京农业专科学校的新剧团，在珠市口第 一舞台举行联合公演。第一天晚上由北大学生演出《新村正》和《终身大事》； 第二天晚上由高师学生演出《波兰亡国惨》和《劫余泪》；第三天晚上由农专 学生演出《美人剑》和《笑死你》。周作人于6月17日从刘半农手中购票两张，6 月19日晚上与鲁迅一起观看了演出。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与二弟同至 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 校本也，夜半归。”①
《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 203
三、钱玄同挑起的戏剧论争
早在胡适正面提倡并且亲自创作“易卜生主义”的现代戏剧之前，钱玄同 在1917年2月25日写给陈独秀的读者来信中，已经率先挑起针对中国传统戏 曲的戏剧论争：“返观中国之小说戏剧，与欧洲殆不可同年而语。……若今之 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 上之价值也。……屮国戏剧，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其解，而戏子 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
这封来信刊登于《新青年》3卷1号。在随后的3卷3号中又有胡适的《历史 的文学观念论》，其中写道：“词曲如《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杂剧之 通俗矣。然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京调’、‘高腔’ 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由，亦未可知。此亦 由文言趋于白话之一例也。”同一期中还有刘半农的长文《我之文学改良观》， 用16个字概括了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 乱打。”
到了由胡适编辑的《新青年》4卷6号即“易卜生号”中，以《新文学及中国 旧戏》为标题，刊登了北大学生张厚载（镠子〉的读者来信，以及胡适、钱玄同、 刘半农、陈独秀的分别答复。张厚载在来信中写道：“记者足下：仆自读《新青 年》后，思想上获益甚多。陈、胡、钱、刘诸先生之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 研究之趣味。……盖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 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改良文学，是何等事，决无一走即到 之理。先生等皆为大学教师，实行改良文学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怀 疑之点，亦不能不为胡、沈诸先生一吐。”
张厚载的“怀疑之点”，其一是胡适和沈尹默等人的白话诗，“弃中国固有 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 ”其二是胡适、刘半农、钱玄 同等人对于传统戏曲的相关评价；有没有体现“中国戏曲”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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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答复是：“鏐子君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其 赞成本社改良文学之主张，固意中事。但来书所云，亦有为本社同人所不 敢苟者。”
与胡适的求同存异、与人为善截然相反，钱玄同表现出的是恶言恶语的 嬉笑怒骂：“我所谓‘离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脸谱’而言；脸而有谱，且又一 定，实在觉得离奇得很。若云‘隐寓褒贬’，则尤为可笑。……这真和张家猪肆 记卍形于猪鬣，李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一样的办法。哈哈！此即所谓中国旧戏 之‘真精神’乎？ ”
刘半农的答复与钱玄同高度一致：“平时进了戏场，每见一大伙穿脏衣服 的，盘着辫子的，打花脸的，裸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 的锣鼓，总觉眼花缭乱，头昏欲晕。”
陈独秀虽然不同意张厚载的观点，却也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愿意探讨下 去的理性态度：“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 也。……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 下所谓‘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
在《新青年》5卷1号中，钱玄同的“随感录十八”是专门攻击传统戏曲的： “两三个月以来，北京的戏剧忽然大流行昆曲；听说这位昆曲大家叫做韩世 昌。自从他来了，于是有一班人都说，‘好了 ’中国的戏剧进步了，文艺复兴的 时期到了。’我说，这真是梦话。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 铜子？……吾友某君常说道，‘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 不可。’我说这话真是不错。……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 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 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 ”
《新青年》5卷2号另有刘半农与钱玄同的来往通信《今之所谓“评剧家”》。 钱玄同在写给刘半农的回信中，先是借胡适的话语表明自己的态度：“适之常 说一句话，叫做‘不值得一驳’，这话很有道理。我现在仔细想来，老兄今年春 天打起精神答王敬轩的信，后来为了《灵学丛志》，百年老兄与我三个人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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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气力去驳斥他，实在有点‘不值得’。“
接下来，钱玄同笔锋一转，反而以极端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