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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也。”②
^文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5月上半期，原标题为《〈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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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没有力量做”的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他于1913年春天到上 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的创意。亚东图书馆在初创阶段没有接受 陈独秀想要创办的杂志，却于1915年5月接受了章士钊（字行严，笔名秋桐〉主 编的《甲寅》杂志。章士钊为此专门在上海各报发布《秋桐白事》：“仆以孱弱之 躯，旅居海外。去岁夏间，同志数辈，创作《甲寅》杂志，属仆主任其事，社务丛 脞，益以屡病，出版愆期，至用惭歉。今为分工之计，以印刷、发行两事析与上 海亚东图书馆代为理治，仆只任编辑一部，心一意专，庶可期诸久远。自后凡 属印刷、发行事项，请向上海接洽；其有关于文字者，则直函日本东京小石川区 林町七十番地甲寅杂志社编辑部交仆可也。”
与此同时，亚东图书馆也在上海各报刊登了“《甲寅》第五期预告”：“自后 凡蒙爱读诸君惠购，请直向敝馆接洽。其一切收款、发报等事，皆由敝馆完全 负责。”③
《甲寅》杂志由于发表反对袁世凯的《帝政驳议》而遭受禁邮，加上章士钊 奔走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在出版1卷10号后陷人停顿。袁世凯于 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各报同时刊登了两则广告。
其一是《爱读〈甲寅〉者鉴》：“本杂志自去年九月被禁，国内不能邮寄，读 者无从购买，共和恢复以后，购者纷纷，销数骤盛。现在自第一号至第十号， 所存皆已不多，爱读诸君，尚希从速购取。每本实价大洋四角。外埠另加邮费 五分。”
其二是《甲寅杂志社启事》：“癸丑〖1913年）战役既毕，袁氏尽其力所能及， 钳制国人，使之噤伏。秋桐先生旅居日本；愤民意之不伸，创作《甲寅》杂志，援证 事理，力辟奸邪，一时中外风行，袁氏震骇；帝制议起，通令禁止销售。先生亦适 于此时归国，从事义举，海陆奔驰，无暇执笔，今兹政局粗定，国事之有待于言论 者甚多，先生拟将经手事件厘清终结，即便赓续为文。出版有期，再行布告。
《甲寅杂志社启事》只是亚东图书馆的一厢情愿。时任两广都司令部秘书 长的章士钊，已经成为直接参与权力分配的政治明星，他先在上海家中与方方 面面的名流政客反复磋商，随后于1916年7月21日前往北京魏家胡同的大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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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代表已经通电辞职的两广都司令、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与继任总统黎 元洪、内阁总理段祺瑞商谈善后事宜，同时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联络。
到了 1925年，已经分道扬镳的国民党元老臭稚晖，在《章士钊一陈独秀一 梁启超》一文中回忆说：“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然别人把人物 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见独秀两个名 词，尚以为是个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正如韩退之所状苍 苍者动摇者的形貌，令我叫奇。唯时黎元洪由副总统升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 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先生的宅内。陈先生就像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 亮，他充作鲁肃。客到之先，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⑤
陈独秀自1914年赴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期间，高君曼及两个 孩子留在上海，由汪孟邹代为照顾。1915年6月，陈独秀和易白沙结伴回到上 海，与妻子儿女同住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汪孟邹在《梦舟日 记》中记录了陈独秀当年的行踪：
6月20日：“晚间为志孟、白沙洗尘。”
6月22日：“下午赴叔潜等通俗图书局开会之约，回家已六钟有零。” 6月23日：“上午十一钟到子寿宅，会议三家合办之事。终以分别筹款为 主。回家已五钟。”
7月4日：“在子寿处晚饭后，往志孟宅上谈事，将十二钟方返。” 7月5日：“子寿来，告以《青年》事已定夺云云。”⑥
“志孟”就是陈独秀。汪叔潜是通俗图书局的老板和安徽籍国会议员。上 海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是章士钊的湖南同乡。“三家合办之 事”指的是拟议中的由三方联合从事文化出版事业。
汪原放的父亲汪希颜，是章士钊1902年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时的校 友，陈独秀是到南京拜访汪希颜时认识章士钊的。汪希颜于1902年夏天病逝 于南京，章士钊、陈独秀与他的弟弟汪孟邹成为终生不渝的好朋友。汪孟邹之 所以在章士钊与陈独秀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抉择，正是基于《甲寅》杂志“一 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他的一个“竟”字，既透露出利用湖南人章士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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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甲寅》杂志拓展业务的生意经；同时也反衬出湖南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 借助陈独秀另创品牌的过人胆识。
1915年9月15日，在章士钊撇开《甲寅》杂志奔走于国家大事的情况下，陈 独秀联合群益书社适时推出了自立门户的舆论阵地《青年杂志》。
二、《青年杂志》与《甲寅》杂志
章士钊在《甲寅》杂志的《本志宣告》中，明确提出“吾人”今后“惟一的觉 悟”是“政治的觉悟”，强调要用“条陈时弊，朴实说理”的办法批评时政，阐发 “政治根本之精神”。《青年杂志》以“本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社告》，为了尽 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表现出的却是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国势 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 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 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只拥有200元编辑费的陈独秀，在《投稿章程》中开出的是当时较高档次 的稿酬标准：“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 元至五元。”按照张宝明《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 的说法，《新青年》的广告经营意识是一卷一个变化，甚至每号都有一个细小 的考量。第1卷的1号至6号一直保持着首“告、社告）尾“程〃（投稿章程〉的 格局。1号有《通信购书章程》，2号之后又有了除上海之外北京、新加坡等75 个“书局”、“书馆”、“学社”、“书庄”之类的“各埠代办处”。⑦
在没有树立起品牌形象之前，创办初期的《青年杂志》是甘心以《甲寅》杂 志的姊妹刊物的面貌出现的。《青年杂志》的“时评”、“政论”、“诗”、“译介”等 栏目，大都是从《甲寅》杂志直接复制过来的。《青年杂志》借以招徠读者的“通 信”，更是《甲寅》杂志的核心栏目。
《青年杂志》出版第1卷之后停刊6个月，1916年9月出版2卷1号时，正式定 名为《新青年》。随着袁世凯的倒台，北京政府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制相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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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曾经被袁世凯明令通缉的章士钊，不仅恢复了国会议员的身份，而且摇身 一变成为政治明星。在这种背景之下，陈独秀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 读者来信，一再宣传《甲寅》杂志与《新青年》之间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在2卷1号“通信”栏中，刊登有以“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落款的读者来 信：“记者足下。近年来各种杂志。非全为政府之机关。即纯系党人之喉舌。皆 假名舆论以各遂其私。求其有益于吾辈青年者。盖不多觏。唯《甲寅》多输人政 法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青年辈受惠匪细。然近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而 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殆为饷源中绝。（边远省份之人久未读该志矣。；）饥 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 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闻足下有云‘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 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见第1卷第1号通信栏答王庸 工君文中。〉此言深合一般人之希望。祈坚持此意，一贯到底，则幸甚矣。”
在2卷2号“通信”栏中，署名王醒侬的读者表示说：“独秀先生大鉴。前于 《甲寅》四号中。获读大文甚佩。顷承友人赠以《青年杂志》一册。敬悉主撰者 为足下。言正理确。益世匪浅。……《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