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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良闽臂炙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后，他在《记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回忆说：“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 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 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 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 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
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还专门辟出一节“东方文学系”，介绍自己在 北大的遭遇：“我到北京大学里来，到底也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最初是讲欧 洲文学史，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所以不久随即放下了。一九二二 年至燕京大学担任现代文学组的主任，一九二五年答应沈尹默去教孔德学校 中学十年级的国文，即是初来北京时所坚决不肯担任的国文功课，想起来觉 得十分可笑的。随后还在北大染指于国文系的功课，讲明清散文称曰‘近代散 文’，至一九三六年则添一门曰‘六朝散文’，……但是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时 期却很致力于东方文学系的开设，这时间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大约 有十年的光景。……经过好些商议和等待之后，在顾孟余任教务长的时代，乃 叫我做筹备主任，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那时我们预备 在这系里教书的共有三人，即是张凤举，徐耀辰和我，……”
1923年1月，蔡元培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葬徇私枉法而愤然离职，直到 1926年2月3日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从欧洲回到上海。在此期间，沈尹默等人 已经把“包围”对象转移到了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身上。
在此之前的1921年8月，孙中山致信俄国外交部长齐卓鳞（（；的！^丨乂。 （：⑷吐打化），表示对苏俄政府的组织机构、军队和教育很感兴趣。两年后的1923 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跟随鲍罗廷（施吐肚I ^沉…丨…来到广州，帮助孙中 山开展“党化”运动，其中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 化教育”等等。1925年1月，北京教育部代理部务的国民党籍次长马叙伦，在 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杨杏佛、易培基等人支持下’突然宣布免除东南大学 校长郭秉文的职务，从而开创了国民党借第一大党的强势地位在广东省之外 推行“党化教育”的先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部分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49
深层原因，就是李石曾等人打算让易培基接替杨荫榆的校长职位，以便强制 推行“党化教育”。随着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北京学界全面展开，以李石曾、 吴稚晖、顾孟余、易培基、马叙伦、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马廉等人为代表的 法日派，与以胡适、蒋梦麟、王世杰、石瑛、陈源、周鲠生、徐志摩、张歆海、唐有 壬、丁西林、李四光等人为代表的英美派之间，一度形成势不两立的公开对 抗，其直接后果便是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以及段祺瑞执政府 的彻底垮台和张作霖安国军对于北方地区的武力统治。
由于段祺瑞执政府行将垮台和北大内部四分五裂，加上国民党广东政府 正在苏联人的支持下筹备北伐战争，蔡元培便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滞留南 方。随着李石曾、顾孟余等国民党要人纷纷南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以缺乏 经费为由撤销东方文学系，周作人因此陷人无法安身的尴尬境地，只好把前 途命运再一次寄托在前辈同乡蔡元培身上。于是便有了他4月25日致蔡元培 的公开信：“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人漩涡中， 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 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 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 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 也。”
周作人的公开信于4月30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5月15日，蔡元 培写来回信：“启明先生大鉴：奉四月二十五日惠函，语重心长，感荷无已。弟 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慊愧万分。惟现因胃病大发，医生禁为长 途之旅行，一时竟不克北上。稍愈决当首途，容晤馨一切。敬希鉴谅，并祝著 祺。弟蔡元培敬启。”
5月19日，周作人颇为知趣地向北大校方提交告假两年的声明函。在7月 19日出版的《语丝》第88期中，不久前刚刚表示“北大当不至再滚人漩涡中”的 周作人，自相矛盾地以《我们的闲话（二六〉》向蔡元培公开挑战：“北大内部的 党派，已是事实，也不是始于今日，因为有党派所以这才能说无所不包，否则
50 ｜氏围唭长
｜ …政学两界人和事
怎么说能包呢？……我知道自己也有毛病，便是不能世故。我在北京混了十 年，至今还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时代的意见与态度，这在现今似乎是不 很通行的了。”
到了 1927年7月29日，一年前自称“至今还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时代 的意见与态度”的周作人，又在致江绍原信中把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一笔 抹杀：
浙江的人（即“某籍”）压根儿就不很行，客气点说一句，他们都太陋，这个 毛病就是吃过多少年的黄油面包也是医不好的。……北大的光荣孟真还以为 是在过去，我则更怀疑，以为它就还未有，近十年来北大的作为实在只是“幼 稚运动”，那种“新文化运动”……实无功罪可说，而有人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 “文艺复兴”，殊属过奖，试观中华之学问艺术界何处有一丝想破起讲之意乎？ 北大某系为世诟病，有人以为（校内〕把持之薮，有人以为（非圣无法）捣乱之 源，第一问且不管，若第二问亦大冤枉，我看本预科各教授亦犹是普通教员’ 学生亦犹是普通学生，其思想行动无一点异于常人也。安国军现将合并九校， 此举我虽未必赞成，觉得这样办亦无妨，因我也觉得北大或其他各大毁坏殊 不足惜也。⑩
“孟真”即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傅斯年。“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文艺 复兴’”，指的是胡适。接着这段话，自以为有功于国民党的周作人，再一次把 攻击目标锁定在以《现代评论》为舆论阵地的英美派身上：“闻现代诸公在东 南甚得法，新月书店又已开张，喜可知也！殊令有‘蒋总司令’的革命乃是为他 们而革的之感焉。”
1928年7月15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更加明确地站在与英美派为敌 的李石曾一边：“北京已改为‘北平’，但此外无甚改变，我们久居段张治下之 京兆市民，至此已大觉骇异，自然并不骇异其不改变，只是骇异五色旗居然可 以撕去耳。所幸大元帅虽走，犹有阎总司令来卫戌京津，尚能沐直皖之余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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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诚我京兆人之福也。闻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李玄公于昨日到北平了，想 ‘中华大学’可以渐渐组织起来，唯现代派诸‘君子’似因此有点灰心，无再来 平重张旗鼓之势，确否待证。”
“李石公”就是被任命为国立中华大学代理校长的李石曾，“李玄公”即 李玄伯（宗侗〉。所谓“中华大学”，是计划在张作霖时代合北京八校为京师大 学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的新学校，这所并没有真正组建成立的大学随后被改 名为北平大学。周作人在这封书信的正文之后，还特别追加一句话以介绍英 美派的内部歧异：“日前看见外交部张参事歆海，他对于胡适之陈西滢诸公 稍致不敬。”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周作人饶有兴趣、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法日派在学 界斗争中的大获全胜：
“中华大学”尚不知何时成立，虽能否免于欠薪殊不能知，但总希望你们 可以回北平来。朋友中多已高升了，玄伯开滦局长、北平政务分会委员，尹默 河北省政府委员，叔平、兼士、半农古物保存会委员，玄同国语统一会委员，幼 渔管天文台！只有我和耀辰还在做“布衣”，但耀辰恐不久亦须“出仕”，因他虽 无此意而风举等则颇想抬他出来，风举自己尚未有印绶，唯其必有一颗印可 拿则是必然之事，故亦可以“官”论矣，观于每天坐了借来的汽车各处跑，可以 知其贵忙矣。我所等候的只是“中华大学”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