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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良園嘴崧
｜ 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 员政府，必据四万万同胞授与之公意，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 行严厉正当之刑法，行使我天赋之神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兹特于三月 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 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 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因此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 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⑤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颇为精辟地总结说：宋教仁案 “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 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 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1919年3月27日，60岁的洪述祖被国民政府大理院以“教唆杀人”的罪名判 处死刑，并于同年4月5日执行绞刑。他在狱中曾为自己题写了两副挽联，其一 为：“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 埃。”其二为：“人地狱乃佛语，知天命是圣言。”
洪述祖死后，他的表弟庄蕴宽在挽联中给出极高评价：“古来才大难为用， 夙世因多可奈何。”他的儿子洪深当时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后来成 为中国影剧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注释：
①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
②袁寒云：《辛丙秘苑》，见《稗海精粹丨闲话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③《金勋致徐树铮报告在沪与国民党人会晤情形密函》，1913年3月14日，见朱宗震、杨 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丨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231 页。
④《洪述祖通电》，见《民立报》1913年5月8日。
⑤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丨12页。
《新青年》教训徐世昌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经通过官方渠道间 接干涉过《新青年》杂志及其所在的北京大学。北大教授特别是《新青年》同人 团队，对于掌握最高权力的徐世昌，也一直采取教训监督、公开批评甚至于嬉
笑怒骂的独立态度。
一、高一涵教训徐世昌
1918年11月24日，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其中充斥着“天地 君亲师”之类政教合一的神道观念，时任北京大学编译员的高一涵，在《新青 年》5卷6号发表《非“君师主义”》，毫不含糊地批驳说：
这几个月来，我是不谈政治的，是不读“总统命令”的。一则因为中国现 在无举国公认的政府，无举国爱戴的总统；二则因为我们所讲求的是法治不 是人治，所研究的是法律不是命令。所以就是总统合法的命令，也不大理会 他，何况这种总统的“上谕”呢！然我看见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大总统令”中有 一大堆“道德”的话头，谓：“牖民成俗，是惟道德，……西哲有言，道德为共和 国之元气，……亟当……揭橥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又有什么“教条”， 又有什么“检束身心以为律度”，又有什么“各秉至诚以回末俗”，又有什么 “教育事业……著教育部通饬京外学校于修身学科，认真教授，并酌择往哲
#文栽《随笔》，2008年第3期，花城出版社
34 ｜氏因货嶔
I ―政学两界人和享
嘉言懿行，编为浅说，颁行讲演，以资启迪……”云云。我读了 一遍，觉得这种 “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在中国是很印入人心的，绝不止徐世昌一人独怀 这种意思。
接下来，高一涵引用了前辈文人严复关于中西比较的一段话：“盖西国之 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 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中国帝王下至宰守，皆以其身兼天、 地、君、亲、师之众责，……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 也，犹奴虏矣。”基于此，高一涵在《新青年》同人中较早提出了“思想革命”的 概念：
严氏论事，多执己见，独这一段实写中国君后观念，却无一字虚构的。所 以这种“神圣的”总统，“元后的”总统，“家长的”总统，“师傅的”总统思想，在 中国社会上很占势力。惟其为“神圣的”总统，所以能定“教条”；惟其为“元后 的”总统，所以能“一正心而天下定”；惟其为“家长的”总统，所以云“在下则 当父诏兄勉，以孝悌为辅世之方”；惟其为“师傅的”总统，所以“教育”、“修 身”，皆得由彼“酌择”。然则这次“大总统令”，实为中国旧思想之结晶，所以 不得轻易看过去的。我以为这种“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所以发生的原因 有二：①是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②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
作为结论，高一涵进一步写道：“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 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入民 国以来，总统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亦祀天；皇帝尊孔， 总统亦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 亦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 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我的意见’不是说道德是不必 要的，是说道德不能由国家干涉的；不是说共和国家不必尚道德的，是说主
《新青年》教训徐世昌｜ 35
人的道德，须由主人自己培养，不能听人指挥，养成奴性道德的；也不是说 现在社会道德是不坏的，是说就是坏到极点，也不能因我们大总统下一道 ‘上谕’的命令，就可以立刻挽回的；更不是说道德不该有人倡导的，是说总 统偶吃一次斋，万不能使人人戒杀；偶沐一回浴，万不能使人人涤面洗心；偶 正一刻心，亦万不能使人人的心皆放在正中，而永远不歪的。所以道德必须 由我们自己修养，以我们自己的良知为标准，国家是不能攒入精神界去干涉 我们的。”
撇开“思想革命”的是非功过不谈，可以把高一涵的观点变得更加通俗一 点：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徐世昌，所拥有的只是执政的权力而不是教化本国公民 的权力。他只是全中国人民用纳税钱供养的一名专门为本国公民提供公共服 务的“公仆”，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全中国人民的精神导师。他的职责只是依法行 政，特别是依法管制掌握公共权力的行政官员以及地方军阀，而不是“攒人精 神界去干涉我们”的精神自由、道德修养和宗教信仰。
二、钱玄同谩骂大总统
比起高一涵，北大教授、《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的相关言论，就显得更加 直白、更加透彻也更加极端。他在发表于《新青年》5卷3号的《随感录二十 /^》中写道：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我 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做 “元首”。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须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 来。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 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
36 ｜良国饭炙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呢？像猫主人养了一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
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和 “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
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迄满清四千年的帝制，便该把四千年的 “国粹”也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只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 之可言。
在《钱玄同日记》中，另有针对徐世昌的私下谩骂。1919年1月5日，教育部 秘书徐森玉在朋友聚会时告诉沈尹默、钱玄同等人，有人请徐世昌出面让北 京大学“改换学长整顿文科”。钱玄同因此大发牢骚：“这几天徐世昌在那里下 什么祈天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