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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名家奴，王莽大发雷霆，要他儿子自杀偿命。在那混乱的世道，人们对王莽的举动充满好感，奉为楷模。王莽在新野韬光养晦的三年里，上书为他鸣不平、要他重返朝纲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在舆论的压力下，他又回到了京城。这时，荒淫无度的哀帝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王莽又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人。他利用阴谋手段一一清除政敌，满朝文武大臣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外表道貌岸然，说话冠冕堂皇，可是只要心中有什么欲求，稍稍暗示，他的党羽就会奏明太后，而到时他又故意叩头泣涕，再三辞让。因此，朝野上下都被他的假相迷惑了。
就这样，王莽由黄门郎、射声校尉、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大司马、安汉公、宰衡摄皇帝，直到篡权成功，建立新朝。但是历史在西汉末年推出这样集伪善、奸诈、野心于一身的反面人物来，仿佛特意在为一个新时代的光明到来而浓浓地涂了一层阴影，为孕育一个圣明的君王而培植足够多的“罪恶酵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才说，“恶是历史的动力”，因此，善恶之争才会成为古今兴亡故事的永恒题材。
历代帝王成败原因浅析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二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中兴之名相同，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贴近的亲人，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君王，少康应为第一。”
魏文帝的长孙、高贵乡公曹髦曾经问朝臣荀顗：“夏商已经衰落，国王和丞相也都死绝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众，复兴了大禹的事业。汉高祖崛起民间，打败了秦国和项羽，考究他们的功德，谁大谁小？”
荀顗回答道：“创造与继承，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不过是中兴而已，与汉光武帝刘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于高祖刘邦，我以为更胜一等。”
曹髦说：“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然而他能广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图谋，最终还是消灭了过、戈两个部落，恢复了大禹开创的基业，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祖先的遗产没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而刘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一举取得政权。就他本人而言，为人之子，几次危害到他的亲人；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贤明的丞相；为人之父，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后，国家几乎灭亡。如果与少康易时而处，他就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了。由此推论，刘邦就该在少康之下了。”
东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他自己虽然只活了三十四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也够他幸运的了。”
汉桓帝曾经问侍从他的爰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爰延回答道：“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
桓帝又问：“怎么讲？”
爰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纲，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人们知道陛下既可以让大臣行仁政，也可以让其做恶事。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量只能飘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东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政，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汉朝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星星之火不灭，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可见，凡事只要一露头，我们就得慎重对待。百代之后，都要引以为鉴啊！”
古话说：“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西汉景帝时的大臣晁错说：“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
我国五千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则臭名昭著。以“成康、文景”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称誉，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赞美，而西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已经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倾颓”的同义语。所以，撰写《后汉书》的班固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国安邦，就应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以明鉴戒焉”。
后世的志士仁人每当总结历史的兴衰，谈到东汉末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无不痛心疾首。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
桓、灵二帝的劣迹太多，罄竹难书，但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对历史遗害最大的“党锢之祸”，另一个则是令人惊叹不已的标价卖官。
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镇压和屠杀。汉桓帝刘志即位时才十五岁，位卑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粱冀本是一个缺德无才的纨绔子弟，长得耸肩竖目，说话结结巴巴，从小架鹰斗鸡，无恶不作。在汉顺帝年间，仗着姐姐梁皇后，世袭了其父梁商的大将军爵位。在刘志即位之前，两年之内死了三个皇帝（顺帝刘保十一岁即位，在位十九年；冲帝刘炳，两岁即位，仅仅做了五个月皇帝；质帝刘缵，八岁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梁冀毒杀）。汉王朝表面上挂的是刘记招牌，实际上却是梁冀的私人财产。梁冀生活上骄奢淫逸，各地进贡的珍奇，都要先送到梁府，选剩后才给皇宫。他修建的府第园林，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他为了进行围猎而占的良田绵延千里。他掌权二十多年，拥立三个皇帝，“穷极满盛，威行内外”，有史以来，外戚中权势还没有超过他的。
刘志虽然是个只知吃喝玩乐、对什么事都不过问的儿皇帝，但到了三十岁那年，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渐生不满，便与单超、左馆、徐璜、具瑗、唐衡五个宦官密谋，用御林军铲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党。粱冀被没收家产时，财物达三十亿钱，相当于全国租税的一半！
桓帝出于对宦官的感激，单超五人都官封万户侯，朝政由外戚之手转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势力迅速澎涨。当时世人称左悺为“左回天”（意思是说他权能回天），具及为“具独坐”（意思是骄横无比），徐磺为“徐卧虎”（意思是说他无人敢碰），唐衡为“唐雨堕”（意思是说他流毒遍天下，如雨坠一般密集）。那个时候，单超则已经死了。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赃勒索，有如盗贼。如宦官侯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三百八十一所，良田万亩，仿照皇宫修建十六座府第。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然后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邳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