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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批示出来之后，对北京市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的触动很大，他们放宽
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3 年，在科学院秘书长顾以健和海淀区区长史定
潮的支持下，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成立，随后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等
八名科技人员和海淀区联合社，成立了京海计算机房技术公司。到1983 年
底，在中关村成立的公司就有11 家。1984 年，清华大学的刘植桢、倪振伟
等人成立了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等人与四
季青乡联合创办四通公司。到年底，从事新技术开发的各种公司、中心便发
展到40 多家，这一批科技企业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搭成了科技企业的骨
架。1985 年便达到90 家。1986 年年底，“电子一条街”上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科技企业就有148 家，它们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
形地带，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电子一条街”的发
展中，民办科技企业起了带头作用，后来科学院所属的公司，很快就跟了上
来，高等院校也不甘落后，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局面。此时，许多的企业家已
经知道什么是硅谷梦了。有的甚至还指出：“所谓硅谷梦，就是认定只要独
自奋战或加入前景远大的新公司，就必须取得成功。尽管步履疾速如飞、压
力巨大，但能坚持下来的人必将得到报酬，比如加薪、升职、增加优先认股
权。如果公司产品十分热门的话，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并不是什么不着边
际的事儿”。
映得电子总经理陈宜海在为我们介绍这些时特别指出：新的生态系统出
现时，就会出现快速的变化。有许多类似的生态系统，每一生态系统都拥有
自己的种群和区系。在自己的种群和区系里面，由于竞争的不同，就会有多
种机制出现，并以好的与坏的方式改变着生存环境。陈宜海说：“听过、看
过，亲身经历过不少成功经验的人也许会说，成功者大多经历了失败，才最
终取得成功。但令人瞩目的是成功的光环，失败在这里只是成功的一个注释，
似乎无需细究。这种说法，在熟悉中关村发展的人们眼里，效果似乎会更强
烈。”
陈宜海的这段论述，使我想起它与《硅谷热》一书中的一段话具有异曲
同工之妙：“硅谷运作伦理的受害者与成功者之比，很可能是十分之一。生
活在硅谷中的人无不感受到这种牺牲，但没有人愿意承认这种事也发生在自
己身上，他们不愿意回忆失败，不愿意承认自己曾无力面对压力、得不到升
职、被裁员、目睹自己的公司破产”。
事实如此，作为中关村的第一见证人陈春先曾认为，在他们那一代中国
人中鲜有既是科学家又懂得经营的，而不像在美国有强烈的商业气氛，经营
是人人皆知、无人不晓的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成功实际上在真正的
销售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关键的成功因素不是销售，而且也不是产品或技术
本身，而是对企业整体战略方案的思维过程。
陈春先反思当年的发展时说：“我们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
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有一个阶段摊子又铺得很大，搞了华夏硅谷集
团，全国都有分公司，这两年相继都关张了。我们也做了好几个产品，但都
不太成功，有的是在产品本身的选择上有问题，有的是在营销推广上有问题。
比如888 排版系统，在1983 年，用它印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世界广告大
会全部的文稿，888 大出风头。如果888 能销售得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
来做它的后续开发，也就不会落后方正那么多。由于营销不太好，导致我对
总体的决策也有偏差。好些时候我们都是在前沿探索，但总是失败。我们也
做了贸易，但是做得不成功。做贸易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挣钱。。当时我们雄
心勃勃，把所赚的钱都用于购买昂贵的设备上，但后来因遇上了特殊事件，
项目滞缓下来延误了商机。从那以后，公司的发展一波三折。”
商机转瞬即逝，并不给你时间去仔细地分析研究，等你想通了，悟出来
了该怎么做，再决定的时候已经晚了。“客观地说，企业家成功的是少数，
一百个企业家里面有十个很成功，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是很好的创业环境
了。”
那么，中关村提供的创业环境是不是这样呢？1985 年3 月，由于受到当
时科技环境的影响，中纪委、市纪委、区政府组织联合检查组进驻“两通、
两海”，对这些公司进行全面检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
题。1986 年至1987 年间，中央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为科技企业的
发展创造了大气候。1987 年《计算机信息产业报》评出10 大信息产业机构，
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协会的成立，促使民营企业长足发展，使那些立志为高科
技献身的民营企业家拓宽了生存空间。90 年代中国高科技的蓬勃发展，才使
游牧部落群真正地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的“丛林”。作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
先对此有许多的感叹：“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中关
村走向繁荣，我感到很高兴。如果中关村的发展道路上有一块石头是我铺下
的，那我应该很欣慰才对。”
陈春先还认为中关村的成功和国家在科学院、北大、清华等多年的投资
分不开。“这就好像古代的生灵变成了地下的煤炭和石油，当你今天挖到煤
炭和石油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古代生灵以前蕴藏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上
的投入蕴藏了起来，如果没有新的科技体制，没有硅谷这种技术扩散的理念，
没有创业这种精神文化的力量，也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中关村。
在外人看来，中关村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发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
管理跟不上等，给计算机市场的正常运行制造了种种障碍。软件的盗版、硬
件的水货等使中关村蒙上了“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的阴影。陈春
先认为，“这个事实我们要承认，但对此，不能仅有指责，而要有投入。国
家现在对高科技不是没有投入，不是没有制定政策，每个生态系统都会有破
坏性竞争，生存需要自我适应能力。”因为外表可能是骗人的，只有深入其
中，你才能看到中关村发展还具有另外一个因素，它是植根于一个快速发展
创新的高科技领域的新产业里，它的成功太依赖于信息交流了。
陈春先的这种论述，就像生态学家哈定首先辨认出来，称之为“共同的
悲剧”和系统模式一样，不要以为共同的悲剧结构只发生在生态的灾难上，
它也时常发生在企业的扩张上。在信息企业身上，人们把这种扩张归结为：
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固然是令人欣慰的，但这种现象也可能意味着麻烦的开
始。
二、因与果与环境相扣
詹姆士·摩尔在一部具有启发性的著作中，阐述了传统竞争观点过于简
单化，同仅仅限于行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不同的，因为与生态系统联结在一
起的企业经常是跨过多个行业的。所以有许多类似的生态系统，每一生态系
统都拥有自己的种群和社区系。尤其是新的生态系统时时出现，并做着快速
的变化。在中国的软件企业群体中，甚至是信息企业群体中，这种生态系统
也时时出现。
80 年代末期，中关村已经从一个游牧部落演变成了中国电子的聚集区。
作为中国高科技的发源地，著名企业及科技天才的起源地，中关村已经具有
了一种新的生态系统，它的发展，经常使人们联想起美国硅谷诱人的高楼和
绵延不尽的电子工厂。商人们发疯似地付价还价，电脑呆子在工作站没命地
工作情景会一一浮现在眼前。苹果、惠普、英特尔等公司成功的例子会使人
们感到兴奋，会使人们看到一举成名、富甲天下的美好前景。当时作为中国
硅谷的发源地中关村也具备了自己的社区系。其中在这片土地上最令人关注
的就是至今与科利华、网景、柏安等公司紧密相联的颐宾楼，在这座楼里，
留下了许多创业者的足迹。
现在，你看到颐宾楼，它与你的想象却不尽相同。如果你第一次驱车前
往，你很容易错过，即使你身在“中国的硅谷”腹地，你还会问：颐宾楼还
有多远？这实在不足为怪。对那些不熟悉中关村的人来说，颐宾楼差不多是
隐形的。它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