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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这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里，第一次的约会。
我们在高顺堂跟她们俩人碰面。两人都精心打扮过——非常短的裙子，非常明亮的妆，丝绸衬衣，头发闪亮。我们俩没料到这个；亚当跟我穿着T恤，戴着棒球帽。
吃火锅的最佳地点在新华路上，蜿蜒通向城中心，而我们四人走过马路两旁露天的餐厅。这是个温暖的夜晚，有数百人在外面吃饭，而我们经过时，所有人都盯着看。钱曼丽与王东梅是两个二十五六的漂亮女人，很明显她们享受着跟外国人出门所受的瞩目——事实上，这好像也是她们刻意打扮的原因。
我们选了一家餐馆，在人行道上挑了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安静下来。女人们为我们点了菜，而亚当与我开始了我们常走的中国路线，相互称对方是洋鬼子，走狗，以及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王东梅跟钱曼丽大笑起来，像所有人一样，一旦我们借用文革的侮辱语言与敌视外国人的词汇进行相互对话。我们叫了当地啤酒，在人行道上吃饭，聊天，看着人流，感觉很舒服。
摄影机事件看起来很遥远了，而我意识到，涪陵让我难以忘记的一点，就在它的不可预测性——事情总是发生地那么快，一个糟糕的日子之后，就是愉快的一周。这城市不简单，而我的角色也不简单；若说我以涪陵为家的努力失败了，那是不对的，而说我全然成功了，也不准确。那儿有好的日子，也有坏的日子。在某个程度上，这是我最喜欢涪陵之处：这是个有人性的地方，有光彩，也有瑕疵，而一个像这样的城市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有厌倦过这里。
今天属于那种好日子，而坐在这家火锅店，我对所有事情都感觉非常舒服，这语言，人群，以及我们桌边的女人。这跟在家里时的周五晚上没什么不同，跟朋友们外出，说笑。还有一点我喜欢的是，我们两人都对彼此的中国个性感觉自在——何伟与梅致远就和我们的其他身份一样亲近。现在离开我们头一个学期仿佛很久远了，那时我们两人避免同时进城，因为会带来双重的麻烦骚扰。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我发现亚当与王东梅很大声说着话
“你没结婚！”亚当说。
“我结了，”她笑起来。“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在开玩笑！”
“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提到要结婚的事！”
“你没问过。”
“不是真的吧——你在骗我。”
但她看起来很真诚。我转向钱曼丽。“你结婚了么？”
“是的。”
“我不敢相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她挂着个舒服的笑容，黑眼睛非常漂亮，我意识到，在涪陵，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过了二十五还不结婚。如果我不那么想的话，我就是个傻子，永远。
“你的丈夫在哪儿？”我问。
“他在家。”
“他在干嘛？”
“我不知道。可能在看电视。”
王东梅那边也是一样。她们两人都是新婚，在周五晚上，把丈夫丢在家里，跟外国人上街。
我向亚当扫了一眼。晚上开头时，我们答应了女人们我们不说一句英语，而现在，我们也没必要说了；我们两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不论在这城市生活的某些时候多么舒服，生活依然并非正常，永远也不会。那总是涪陵一部分的魅力所在，现在也没理由为之而惊讶。
我们又待了两个钟头。吃火锅的好处，就是时间很长——这是慢悠悠，懒散的一餐，在一个温暖的夜晚，人行道上，感觉完美。餐馆有冰啤酒，我们叫了几瓶来。每个人都享受这时光。在晚饭后，我们走路送女人们回家。我希望她们能邀请我们进去，这样可以碰见她们的丈夫——有点像高中时见到女孩的家长。但她们只是微笑着挥手道别，而我们搭了的士回学校。
廖老师怀孕了；她的预产期在七月。六月时，她请亚当与我吃了顿告别饭。她送了我们她公公写的书法，他很因此出名的，而我们送了她几件婴儿服。
几天前，学校领导办了酒宴，请了我们全部四个老师跟家教。王先生，外办的代表，总是喜欢拿亚当跟我的中文来取乐，故意拖长了调子说话，还指责我们听不懂。宴席上他坐在我身边，一直嘲笑我，直到最后廖老师厉声阻止了他。
“何伟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我们一年前就学过了。你不需要那样对他说话！”
王先生轻轻笑了，跟平常一样；但这一点他已经明白了，而看到这个小小的怀孕的女人教训那干部，带给我极大的快感。它让我想起她曾经在一年前的课上维护李鹏——同样都是以这种强烈的骄傲感，尽管我被间接地跟李鹏联系到了一起，我还是很高兴去分享她的忠诚。
她知道我不喜欢王先生，因为在春天时，我很坦诚跟她讲了我对外办，对英文系的感受。廖老师给我布置的最后作业就是去总结我在涪陵的生活经验，而我花了两堂课在做那个。我很直白——我告诉了她我不喜欢的事情，行政管理的琐屑，城里面人们嘲弄的叫声，而她一次也没有尝试为之辩护。但我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谈论那些良好经历上，我说，至今为止，我最好的体验，就是学习中文，以及跟城里的人交往。我告诉她，对于她跟孔老师把他们的友谊，他们的耐心延伸到我的身上，我特别怀有敬意；其他人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
那些课程在五月份结束了，因为她怀孕的缘故。我的办公室在教学楼的六层，而我强烈建议道，我们最后的家教课，应该在她家，或者别的较为方便的地方。她不是个身体强壮的女人，而爬那么多阶梯到我的办公室很累人。
但到了最后，她还是非常中国——只有在我的办公室碰面才是对的，我们得在那儿上课。这跟怀孕，跟楼梯没关系；事情就该那么进行。这是中国人的方式。
在五月初，我们上完了最后一课。她努力爬上楼梯，喘着气，我给了她几分钟时间来恢复。就跟许多的中国女人一样，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大部分依然很瘦——好像有人缝了个大包裹到她肚子里了。最后她停止喘气，我们开始上课。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挺直身体，大口喘气，冲出了门外。我能听见她在门外的痰盂里呕吐，然后匆忙冲去了洗手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以为她将取消课程，但我现在更了解她了——我们会完成两个小时的课程。我知道她回来时会怎么做，会说什么。而且我知道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女人沉静的自豪与坚韧，它从令人恼火，到了今天让人钦佩，甚至慰藉。
五分钟后，她回来了。她笑着，红了脸，说，“对不起。”
“你想要中止课程吗？”我问。
“不。没事——在上午这个时候我经常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今天不用继续。”
“没事，”她坚定道。“现在——请继续说我走之前你说的。”
我照办了。
通过给洛杉矶时报写的几个故事，我挣了点钱，而我把它们捐给了涪陵的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父一直在找钱，想给院子里一面新墙绘上壁画。我捐钱的时候，他谢了我。
“谢谢你一直对我很好，”我说，握了他的手。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内，墙上挂着毛与邓的画像。李神父紧紧握着我的手。
“你走后，我们会记得你的，”他说。“我会给你念一次弥撒。”
“谢谢，”我说，然后我想起来。“你能为我外祖父念一次弥撒么？”
“当然。在这儿写下他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写下了他的名字：弗兰克安塞尔木迪兹。安塞尔木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后给自己取的教名。我小心写下了，把纸递还给神甫。
“当我外祖父年轻时，他曾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他想要来中国的。”他曾经对李神父说到过他，然而现在我重复一遍，觉得这很重要。
“罗马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神甫说。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儿。”
“我从没去过，”他说，对自己笑笑。
“我外祖父没成为一名神甫。但我想，如果你在涪陵这里给他念一回弥撒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父说，点着头。
“非常感谢，”我说。“我会找个时候回来，看看那面新墙。”
“这里永远欢迎你。”
他陪我走入了庭院，这里的高墙挡住了外面城市的噪音。花儿在四个现代化的标语牌周围开放。这是个炎热的下午。我想着我的外祖父与这个老神甫，突然间，非常伤感，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中，我握了他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说。但我迅速走出了院子，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