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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他正是一个中国人物的完美表现，那个可怜的骑士，跟他过了时的理想，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在所有人身上看到他的闪光：他是莫金钱，跟他没了指望的戏，但同时，他又是张书记，跟他没了指望的政治信仰。张书记只是做他所能做的，去守住他的线，就像他之前的人所做的那样，而也许，他不是很喜欢他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期早些时候，他的女儿死了，而他的妻子刚生了个儿子；他有更大的事儿去操心，然而监管学生的政治生活是他的工作，所以他就那么做了。每个人都在跟风车搏斗，而我真的不能责怪任何一个人。
在几天后，他们做了一个妥协。会有一个唐吉珂德的特殊演出，也是最后的，限制在英文系内，而所有的政治敏感材料都清洗掉了。这让所有人都满了意——“德塞利的宝宝”如期进行，而西语班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在他们的朋友面前演出，虽然不准他们出现在学校礼堂内。又一次的，亚当帮助同学们练习，改写了剧本。
在那个星期末，我们所有人聚集起来观看了唐吉珂德的第二次演出。在某些方面，这出戏叫人失望；它缺失了原版的活力，能量，有好几次，演员们紧张起来，念不出台词。问题不是出在失去了重要的素材，反而是有太多东西被添加进去：在这一个星期内，这出戏加入了无数的象征份量。在头一次的舞台上，没有人想过它是如何影射雷锋，以及台湾。现在，那些得以做出优质喜剧的无拘无束的空间没了；被禁掉的影射，反而因为它的缺失更为明显，学生们也被一个星期跟权威们的协商累坏了。
但没什么能彻底毁掉这两个男主角的闹剧演出，再一次的，观众看得很开心。这戏结束在一种带着嘲弄的伤感之情中，随着唐吉珂德回到米粉店的决定，这一对分开了。莫金钱骑着他的拖把缓缓回家，低着头，而背景里哀鸣起了“铁达尼”号的主题曲。
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是这出戏的旁白者，在最后一场戏后，他站出来读最后的附言。而当他一开口，亚当与我就发现他没用准备好的文稿，而是读着他自己写的句子。他总是这么自作主张；我经常在课上发现他把脑袋埋在字典里，然后，在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他会靠到我身边，很小心发着音，“你的早泄现在怎么样了？”
他许多的课外学习都是跟着这种句子，而他又总是尝试念一些新的淫秽或变态的词汇。这很小孩气，但同时，他又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我能看得出，他掌握的英语技能，很多靠的就是这种乐趣，胡乱玩弄这语言。他以自己的方向学着英语，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而我喜欢他这样。我喜欢他的另一点，是他从一个贫穷农村家庭长大，那儿离广安，邓小平的家乡不远，然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好搞笑的，装模作样的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的名字。
在唐吉珂德的尾声，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又一次突变了风向。站在那儿，在整个系面前，他念着自己的结束语：
唐回到了他的米粉店，而桑丘回了乡下养猪，想要攒出自己的学费，希望他能从牛津大学那儿得到一个学位。与此同时，唐自学成才，在潘恩大学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后来，这两个疯子旅行到了中国，成了两个英文教师，也是涪陵最著名的两个雅虎（傻瓜）。
他念得很快，没一个干部察觉到他的意思。之后，他望向亚当和我，想看看我们是否明白，然后他咧嘴笑了。戏终了。
（这段故事中，展示出了中国社会权力体系与文化环境的悲哀关系，另外，又显出了中国人创意与幽默的惊人才华。都让我慨叹。）
第二天上午，亚当跟我早早起身，想去城里拍些片子。我们有三天时间可以用一台摄影机，因为和平队的医疗官员来这里做一次访问，而她带来了办公室的摄影器材。自从我们到达这个城市的那个星期，这是第一次有和平队的人员到访涪陵。
三天里，我们想要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我们拍了学生们演出唐吉珂德，我们去了好几次乡村，以及部分我们所喜欢的旧城区。许多的磁带记录的是我们与朋友们的交谈：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神甫，在餐馆，茶室，以及公园里工作的人们。我们搭了的士，让司机尽可能开快点，而我把镜头伸出窗外，拍着路上的交通，而车子在一片喇叭声中呼啸而过。
在和平队医疗员离开的那个上午，我们决定，在交还摄影机前，最后做一次拍摄。我们七点钟到了下城区，拍了一群在南天门打太极的老年人，然后我们沿石级而下码头，想找一些典型的街景来拍。
很难拍摄街上普通人的生活，因为它总是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刻就停止了。相机很沉重，很贵，大约跟电视台记者所用的差不多大，人们总是聚集过来盯着看。除开与朋友们的交谈外，我们的涪陵片段素材有很多就是当地人及棒棒军盯着镜头看。
靠近码头处，我很快就被一群人围住了。亚当跟我都没在这里出现过几次；这里没有茶室，没有餐馆，没有我们认识的人。许多聚集过来的人没有见过我们，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学校的老师，拍摄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亚当决定要分散他们的注意。他往街下方走开了点，停下来，从街边小摊上买包子。他们砍了一阵的价，群众开始转移了，然后亚当跟那女人说笑，那女人大笑起来，掩住她的嘴。慢慢的，我开始往后挪，希望把自己从人群里分离开来。二十个人聚集在亚当的身边，然后三十，四十。几辆的士停下来观看；交通拥堵起来。喇叭鸣叫。我快速穿过街道，现在，我是一个人了，拍摄着人群和人群中的亚当。每个人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种场面曾经是很吓人的——在头一年里，没什么比站在一大群人的中心更吓人了，他们所有人都以无比强烈的关注研究着我。但这些人群往往只是好奇，别无他意，而渐渐的，就像其他住在四川乡村城镇的外国人，亚当与我学会了怎么去应付人群。我总是带着微笑，尽量放松，通常会把注意力聚集在一个过路人身上：他会向我提问，而我会回答他，其他人都在旁边听着。通常我会告诉他们我的薪水，我在涪陵做什么，我则回答他们关于美国的问题。为了让群众们发笑，我会使用当地方言，或者自称为洋鬼子。这就好像一个政客在慈善机构的活动中，举行着新闻发布会，而主题，只是好奇。
在那些时刻，我们有一定的权力感，因为去吸引四十来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丢下手头的事情，只是为了来看你，真是不寻常的。在这个早上，人群不断膨胀，围绕在亚当身边。超过五十个人聚集过来，为亚当说的笑话而发笑。他拿了个包子给路过的的士司机。他又买了两个包子，开始变戏法。又一战斗队的棒棒军从街那边冲过来加入到观众当中。我用了长焦镜头，把注意力放在人们的脸上——那微笑的包子摊主，年轻的小店主，棒棒军憔悴的容貌，他们看着外国人时，面孔绽破出笑容来。
亚当掉了一只包子。他拾起来，丢过街对面朝我而来。他手指向我，然后人们笑了，又转回亚当，好像他讲了另一个笑话。慢慢的，我又一次掠过每张脸，然后，突然间，取景器变黑了。
有人把我往后推，我退了一步以求平衡。我还把眼睛对在取景器上，它再次黑了，这次我被更狠推了一把。我抬头看时，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挥舞着他的皮夹。
“你不能拍，”他说。“你不能在这里拍摄。”
“你是谁？”我说。
他重复了他的命令，而我重复了我的问题。我还在拍，相机在我的肩膀上。
“我是个市民，”他说。“你不能拍。这是违法的。”
他再次挥动他的钱包，这次更凶了，而我觉得怒火上升。
“不准打我的相机，”我说。“你是谁？”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他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他迈近了，威胁我。他是个大个子男人，有个小肚子，一堆油腻腻的头发，一张圆脸上带着怒意。我很快就认出他身上某些要点——从他的口音中，我知道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的穿着举止告诉我，他多少有点权力地位，也许是一个政府小干部，或者什么小工厂的老板。他将近五十岁——属于“失落的一代”那种年纪，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
“我也是个市民，”我说。“我住在涪陵这儿。我在师专教书。在这里拍摄没什么违法的。”
他又击打了相机。我往前踏了一步。
“别来烦我，”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