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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复杂。也许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我成天想着这问题。它让我头疼。一整天，我就想着它。”
“我知道高明有个女朋友，”我说。“你也有吗？”
有一阵停顿，然后他点了头。
“她是谁？”
“她是这里的一个学生。记得我有时会来看的那个女孩吗？她不是我的表妹，不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在所有方面，我都喜欢她超过我妻子。”
我已经猜到了她是他的女朋友；这一点不让我惊奇。亚当也有城里的男性朋友与此类似的——离了婚或者快要离婚，有年幼的孩子，更换的女朋友。在校园里的工作人员完全不是这样，也许在其他传统的单位里也如此。但许多做生意的年轻人好像都有外遇。他们有了钱，而且他们没有被旧式的工作单位所捆住，单位是可以影响，甚至管束人们的行为的；然而同时，他们依然沿袭了涪陵的模式，结婚，尽可能早要小孩。我问马福来他妻子知不知道他这个女朋友。
“不，”他说。“她不知道。”
“你肯定吗？高明的妻子在那么远的重庆，但她还是发现了他的女朋友。”
“我的妻子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跟那个女孩要去哪儿的话，我们会去一个没有别人在的地方。”
我怀疑在涪陵哪儿有这样的地方，要有的话，我也许自己也会去一去。马福来又叹口气。
“我的婚姻很糟糕，”他说。“唯一的好事是我的女儿——除了她，我们没一点交集。我们从不说话，也不一起吃饭。我们分开来睡了。你见过我的房子——我们各有一间屋，我睡在小床上。她的父母跟兄弟对我就像陌生人一样。他们知道我不爱她。”
“她想要怎么办呢？”
“她什么也不想。”
“为什么？”
“因为她爱我。也许她以为婚姻就是这样的。”
“你想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说。“你有什么主意吗？你们国家的人怎么办的？”
“这问题在我的国家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个小孩，离婚会很难。但是，如果没有小孩的话，当然他们会很快离婚。”
“在这里不同，”他说。“离婚并不容易，即便你没有孩子。因为这里的想法还很传统，很封闭。这大概就像你们国家1940，50年代的时候。问题是女人跟男人还是不一样——他们并不平等。所以离婚对她们的影响很大。一个离婚的女人没面子。”
“那么对男人来说呢？”
“情况也不是很好；有些人会说你不是个好男人。但相比女人的情况还是好得多。所有这些观念都非常落后，好像对性的态度——要是你跟她发生了性关系，你就得娶她。在你们的国家要好些。我对你们国家的其他方面不太感兴趣，但在这方面，我希望中国跟美国一样。”
“在美国有太多离婚了，”我说。“人们觉得太容易。所以，在这两个地方都不怎么好。”
我们沉默坐了一阵。天快黑了，而我没什么建议给他。我说着那些我总是说的话——慢慢来，耐心点，想想孩子。他早已听过了，现在他坐在那里摇头。
“每个人都有这问题，”他说。“青年人，老年人——他们都有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结婚太快，因为没有性的自由。也许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像我一样不开心。我所有的朋友都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但他们也知道离婚是困难的。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个，但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他问我他能不能在我屋里坐一阵，我说没问题。我迟些时候有文学评论课要上，是以我准备着我的材料，想着马福来以及像高明那样的朋友。说这问题只是源于缺乏性自由，我感到怀疑；不如说，有充分的自由，才导致麻烦的产生。过些日子，这里会有更多的性自由，但这也许不会给涪陵的人们带来奇迹。经常的，我发觉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生活在那里，有些问题总是那么复杂。
我能想到的唯一诚实的建议是：不要结婚。但这不是很现实，而在我说来很容易；作为外国人，另有一个方面我是超脱的，因为我不会在涪陵结婚。这些话题没一个直接触及到我，而我总是隔着距离观看，对许多其他事情我也是这样。就像逛着富人们的家，或者读着我的学生所写的故事，或者站在我的阳台上，看着江上的船只驶往不知的目的地。这里有一种权力，因为许多事情都不触及到我，而隔着距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一次江上的旅行，乡村里的一天——会一直陪着我，带着它们的鲜活，美丽。但经常那儿也有无助，有时是悲伤。跟马福来坐在那儿，我知道，把我的这部分生活关上，结束，也不无益处。我看着他又抽了根烟，然后他走了。
那个春天乃是北京大学的一百周年，跟五四运动的七十九周年结合起来，有全国性的庆典。电视上有一个特别节目，而大山，那个说中文的加拿大人，说着笑话，介绍带出了北京校园里的舞台秀。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源于对凡尔赛条约的回应。这条约给予中国的奖赏是，把德国前殖民地如青岛给日本——这不公平事件自然让中国人民愤怒不已。运动以学生运动开始，扩大开来，包括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抗议，同时它也向西方伸出手去学习；“科学”与“民主”是它的关键词。
共产党宣称五四运动乃是它自身崛起的序曲，这是一个特别无耻的修改历史的例子。的确，五四运动的一些领袖是共产党员，或者后来转向了共产主义，但把他们的理想跟当今共产党的态度联系到一起，是一个歪曲。其结果是，电视特别节目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矛盾混合体：共产党的官员对当年学生运动者的回忆表示赞赏；演说鼓吹“科学”与“民主”；而北京大学骄傲地纪念1919年的事件，而同时却有技巧地回避谈到1989年的事件。大山说着他的老笑话。以其自身奇怪的方式，这事件占据了电视节目。
涪陵师专也参与了这次庆典，组织了一次话剧比赛来庆周年。预演在各个系举行，而胜出者会在学校的礼堂再演出一次。我的一个文学班准备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几场戏，而另一个班则改编了凯特卓别林的“德塞利的宝宝”。琳达饰演德塞利，而莫金钱出演冷血无情的阿曼达；我帮助他们联系，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组一起。
亚当的西班牙班则选了“唐吉珂德”。那是个小班——总共不到十二个学生——而它里面包括了最为活跃的三年级的男孩。他们就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了自己版本的故事，把地点设在涪陵。唐吉珂德成了河东区的一家米粉店老板，他把他的业余时间用来阅读雷锋的故事，那个工人烈士，他对毛主席的无私奉献精神让他成了一位宣传英雄，从1963年至今。雷锋精神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对平凡人的礼赞：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对名声或其他世俗的欲望从不表示兴趣，他倾向于默默无名地劳动，直到有一天，一名同志不小心倒车时撞到一根晒衣杆，砸到雷锋的头上，砸死了他（那个司机又花了二十五年才入了党）。
改革开放减弱了雷锋精神，虽然还有一些旧日回音。在涪陵的证券营业厅旁，有一栋建筑，上面原来的宣传口号，虽然早已不见了，然而日常天久的痕迹还能清楚显示：“学习雷锋精神。”三月乃是官方的雷锋月，虽然多数当地人只会笑笑，如果你向他们提到这已经过时的传统。但学校依然对此态度认真，给学生们布置强制性的工作，为了纪念雷锋同志。在我的第二年里，三月的事件之一，就是由干部带领清洁河东区的活动，有电视台的人员来拍摄，内容是学校官员和学生把灰尘扫到街的另一边。
河东区的清洁工作花了十分钟，而亚当与我从学生之家米粉店那边观看着。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吃着四川风格的意粉，喝着当地啤酒。我们有两个学生跑来，请求我们参与到志愿活动里，这样就能拍到我们和干部一起劳动。当我们婉拒时，学生看起来很失望。
“我们在吃中饭，”亚当说，喝了口啤酒。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在做志愿者工作了，”我说。“我们是和平队志愿者。”
这个场面不太符合和平队的手册，然而让我们对雷锋精神作出严肃认真的回应，是不可能的。五四的周年庆也基本如此，一次对理想主义不知羞耻的人为操纵，或许，这些就是西班牙语班的“唐吉珂德”诞生的原因。但到了最后，无法清晰讲出这出戏到底来自何方，因为亚当给了同学们一个基本前提——唐吉珂德是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