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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开了水牛，让它向油菜跑去。那男人五十四岁，小而瘦，然而跟他的牛一般结实。他的黑发剪成整齐的平头，我能看出，如果他收拾整洁的话，看着就像个老师。但今天是一个属于农夫的周末；他的腿上满是泥巴，而小泥点从他衣服到头发上都是。
他递给我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坐在了石头上。我放下背包，在阳光下休息一阵。男人问我是不是德国人。
“不，”我说。“我是美国人。”
“这里最近有个德国人来过。”
“是吗？他做什么的？”
“不太清楚。他在这里研究些什么。他走得很快——在山里，他走得比当地人还快！他有个翻译，他很有钱，自己掏钱来中国的。你的收入多少？”
我说了，他点点头。“那比大多数人好了。乡下这里，教师的收入要低得多。但我想那德国人要比你挣的多多了。”
他的孙子五岁，在我身后冲来冲去，笑着抓我的衬衣。男人咧着嘴，轻轻责骂他。“他很调皮，”他自豪地说。我点点头，摩挲着那小孩的脑袋。我在想着那德国人——另一个外国人也来到这偏远的地方，让我惊异。老实说，我觉得不爽；我总爱想着自己是唯一一个穿山越岭，来到这片乡下的外国人。
在去年秋天，我想我在涪陵见过另一个外国人，虽然我不很肯定——那只是瞟到一个男人进了餐馆，而我不能确定他是个外国人。两年中，我唯一肯定见到的外国人，乃是在今年一月，当时两个丹麦游客困在了涪陵，她们回重庆的船在做维修。我在加州牛肉面大王馆子里撞到了她们，那是涪陵最近似于连锁快餐的店面。馆子里有很辣的面条，我一个星期去那里一两次，老板娘经常问我她做的面是否合乎正确的加州风格。我总是肯定她，说这的确跟我期待的一样，如果我去到加州的牛肉面大王的话，这让她很开心。他们甚至在餐馆上还挂了英文牌子，这大概就是那两个丹麦人进来的原因。
当我进门时，她们的目光如针芒般扫过来，然后，又挪开，好像她们没注意到我。从我自己过去的旅行体验中，我知道这是个规律——你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不希望看到有别的游客在。但在涪陵，我不是个游客，而让别的外国人这样对待我，也不会让我高兴。我什么也没说，坐在离两个丹麦人不远的桌子上。
她们不会说中文，来这个国家也没多久。她们往墙上挂着的图片指着点菜，而服务员问他们要不要红辣椒。她们两人不能明白，但从服务员的语调中，知道这是个重要的选项，于是她们疯狂地往词汇册里找。我决定不去帮手，直到他们跟我打招呼。
她们一直在词汇册里找个不停，直到那认识我的服务生问我能不能翻译。丹麦人好像吃了一惊，才看到我在似的，然后她们说不要红辣椒。我有点想使坏，想跟服务生说她们不单想要红辣椒，而且对四川的辣椒很看不上，觉得在丹麦这种玩意只是给小孩吃的甜品。但我还是跟她说了实话；我意识到，她们只是跟任何游客的表现一样，就像我在其他时候，其他地方做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们难以相信我在这样的地方住，因为涪陵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围观注目叫她们受不了。
“这些人，”其中一个说，“他们就会一直盯着看。我们去到哪里，他们就老是盯着我们。他们也会那样盯着你吗？”
“是的，”我说，“不过没像盯你们那样厉害。”
我说这话，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但那两女人似乎那样去理解了。我懒得去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这里的人对我已经看惯了。但我还是给了丹麦人我的号码，出于礼貌，如果她们有需要的话，然后我就把她们留给棒棒军了。
这里，在乌江的乡下，我想着那个德国人，我想这地方有可能发展到外国人很常见的地步吗。那老妇人见我看着风景，问道我家乡有没有类似的山丘。
“有些地方有的，”我说。“但我的家乡比这里要平坦。”
“农业怎么样？”
“那里没有多少农民，而他们的土地更多些。一个农夫可以有上百亩地。在我的家乡的农场，用的是机械。”
那男人点点头。“那就像新疆，”他说，“还有中国的北方，那里有更多地，也比较平坦。他们也用机械。但我们这里不行。”
我们聊了一会农业，他问我美国农民用飞机播种，是不是真的。涪陵乡下有不少农民都听说过这个；这是我在田间走时常听到的问题。我总是说，的确，加州的稻谷有时会用飞机播种，而且我经常能看出，他们的脑子在飞转，这些四川农民看着他们周围的环境——犁，水牛，原始的粪肥——而想着如何把飞机的元素加入进去。
今天，那农民摇摇头，咧嘴一笑，看着他的双腿，泥巴已经干成黄棕色了。在这层土下，他腿上的的肌腱强壮紧绷。
“你去年这个时候来过，对不对？”他问。
“是的，去年，我也是三月来的。”
“你有没有注意过今年不同？去年你看到我们有许多的水田，但今年，雨水还没来，一切都比往常迟了。太干了。”
有一阵子，他轻声抱怨雨水的缺乏，说着会拖延整个春天的计划。但所有农民能做的就只是等待，希望熬过这个双五月年份春季的干旱。
天气温暖，背包下，我在出汗。我在去年来过的同一个地方停下来吃午饭，在乌江上方的峭壁上。我望着下面远处的河流，想着：高高兴兴，平平安安。雾已退去，阳光在江面上闪出金带。
这些山上的人都记得我去年来过。他们也都问到了德国人，他显然在这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户农民家里停下休息，人们告诉我他穿的破靴子跟我一样。
“他是个专家，”一个老人说。“他在这里研究树木。他来这儿，是因为这儿穷。”
老人姓杨。他给我喝加了糖的开水，我跟他一起坐在家里的晒谷场上。这儿住着老人与他的儿子，儿媳，以及四个月大的孙子。他们干得不错；这里通电已经有十年了。他们的稻谷在塑料棚上长得很浓密。他们有六头猪。他们有一只猫被栓在百事可乐的塑料瓶上。那瓶子部分装了水，让猫没法走得很快。我从来不太喜欢猫，那百事的瓶子真是个好点子。
老人的妻子从房子里出来了。她七十三岁，激烈地抱怨着他们家的田地，那是在我今天所经过的一块美丽的河谷当中。“好几个月没下雨了！”她说。“去年这个时候，田里都是水——看看现在！真可怕！这地方太穷了！”
他们就像所有的农夫那样——悲观，愤怒，因为这气候。我经常在相对富裕的涪陵郊区听到类似的评论，在那儿，我感觉这种抱怨下面掩藏着得意。也许这是一种迷信，一种自我保护，免受骄傲之害。传统上，中国人对小孩都是如此，不想给他们太多夸奖，因为那或许会带来恶运。
老妇人邀请我去吃饭，就和那个教师农民对我一样，我解释说，我得继续步行。在乡下，这是很普遍的邀请——几乎每一次我在乡间远足，总有人叫我去吃饭。似乎你可以在四川乡下随便旅行，不带一文钱，因为这里的人都那么慷慨，他们大概觉得不提供一顿饭，或者住宿的话，就是不礼貌。
一会儿后，我碰到了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跟他十二岁的弟弟在一起。那个小孩穿着他的校服，他马上认出我来。
“你就是去年在涪陵的长跑冠军吗？”
“是的。”
“我在学校附近见过你。我在河东中学上学。”
在这片乡下，没有中学，而如果孩子们要继续学业的话，就得去涪陵寄宿。这男孩一个月得付170块钱住宿费，而他哥哥估计，这个地区大约90％的孩子都继续读上了中学。他们坐船而下涪陵，通常每隔一个星期回一次家。
一群小孩围过来了，盯着我看。十二岁的男孩告诉他们我是赢得涪陵长跑的外国人，他说得绘声绘色，特别强调我领先了多么多。听他说这故事让我尴尬，虽然如今我已习惯了；即便在一年多时间后，这还是许多涪陵人认识我的原因。
这偏远地区，有那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叫我钦佩，而且我意识到，这些就将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去教的孩子。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工作的意义——不只是那些我教的文学，也因为这个单纯的事实，在两年里，我在这个教育系统里参与了一个角色，与这些孩子产生了联系。
每当我步行到学校后的田地里，看到那些打谷场上做功课的孩子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在晴朗的下午，几乎每个平台上都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布置了超大量的作业，而学生们极其勤奋，即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