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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毫无意义的斗酒，不停的恃强凌弱，那白酒策略。在头一年里它还有点娱乐性，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极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忆。但它们也是最让人尴尬的。在第二年的圣诞，学校举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个重庆代表团的干部来了。随着酒精流淌，很难想象还有一个比这更吉祥的巧合，圣诞与干部——那就像把太阳系九颗行星排成一列那样。（十字是不详，成列是吉祥）。从我听说这次活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丑陋不堪。
酒局上的干部超过了三十个，而到了节日宴会结束时，亚当与我用四川话发着誓，拿着塑料玩具枪彼此发射，在餐厅里。至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我对那最后的两个钟头已失去记忆了，只是从桑尼和诺林那里听来的（她们也去参加了宴会，虽然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亚当与我身上。）
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我醒来时可能会满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一点儿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伤，但我知道没必要道歉，因为根本没人会那么想。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曾在过去一年里，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头蠢驴，毫无疑问，由于亚当与我的失控，他们昨晚的娱乐很是升级了。毕竟，玩具枪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个到访的外国朋友推荐了那个礼物，而干部们马上发觉了他们作为圣诞礼物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
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
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到了后来，这大概成了我对涪陵男人最强的偏见，尤其是上层的男性——一般来说，我看不出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在他们身上。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文化，男人获得的自由空间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这情况变得尤其高调，当男性的自豪感因为赚钱的成就而膨胀的时候。
（何伟这个观察很有意思，从文化教养乃至谈吐举止上，当代中国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们的沉重压力，往往是在赚钱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说是过高了。）
我通常避免和有钱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时我忍不住想把这种偏见扩展到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这种态度乃是我极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于涪陵所有针对外国人的骚扰的自然反应，这些骚扰总是来自年轻男性。我去城里的每一天，都有人对我喊叫，也许只有不到5％的这种嘘声来自女人。一般来说，这是男人想要显示男子气的结果：如果我见到三个年轻男人朝我走来，我敢肯定其中一个会朝我喊些什么，为了在朋友面前长脸。在这个道理上，它和美国发生的骚扰情形是一样，总是来自于年轻男性，不过在涪陵，它成为了日常功课。
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结论，男人给我找麻烦的机率，远远多于女人，而我因此制订了我的习惯规则。如果我去购物，看见两个人在卖同样的货物，我总是先会去女人那里，因为她骗我或嘲弄我的机率要低很多。我知道别的和平队志愿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偏见，然而它源于生活经验。
所有这些反应与偏见，让我更难去厘清涪陵的两性关系。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虽然我本能地学会了对男性更警惕，我却发现我亲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对一接触时要不自在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男性，在涪陵这样的四川小城里，立在你与女人之间的樊篱是很多的，而我回避越过，因为不想惹麻烦。和平队的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我们不要在这些小城里跟人约会，因为人们很容易对外国人大惊小怪。但即便没有这些建议，我一眼也能看出那问题会很复杂，而我们队里的男性成员都对此态度严肃。我们这儿有七个男人，而在这两年里，没有一个曾和中国女人发展出什么浪漫关系。
因为这缘故，当地女人总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成为进入我们日常英文谈话的第一个中国词。它意思是年轻女人，但也传达了涪陵女人的那种外国味儿，以及我们身为外国人感受到的樊篱。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被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采纳，部分因为年轻女性工作者无处不在——服务生，商店售货员，火车乘务员——她们都只是被称作小姐。但同时，这个用语还有一个含糊的意味，因为它可以用在卡拉OK以及美发厅那些可疑的年轻女子身上。涪陵的人们把卡拉OK的女孩叫作“三陪小姐”。男人们可以和她们喝酒，唱歌，跳舞。而有足够的钱了，有些三陪女孩可以实现第四“陪”，跟客人睡觉。
不可能准确定义小姐的含义，因为其暗指的范围很宽泛。安妮是小姐，李佳丽，那个在茶室里缠着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个暧昧的用语，它也是合适的，因为社会对涪陵的年轻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很难准确定义。她们不像年轻的上层男子，他们的愿望可以很清晰归纳出来，我发觉对于一般的年轻女子，没有等同的简单定义。她被期望去早早结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严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赚钱，然而工作环境中的歧视比美国的情况更严重。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瓦解，但这一过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卖淫变得普遍，婚外恋也是。我吃惊地发现，在涪陵，许多我的年轻已婚朋友在欺骗他们的配偶，然而离婚对女人来说，依然还是肯定的耻辱。
当一个女人与已婚男人发生恋情，人们说她偷人，偷男人。而对于偷女人，则没有同等的词汇。如果一个单身男子与一个已婚女人发生浪漫关系，人们形容她是水性杨花。再一次的，这个词汇不能用到男人身上；即便语言也在保护男性免受责备，原谅他们不谨慎的行为。中文的其他方面还有更直白的性别主义。如果你想骂一个女人，可以说她“臭三八”，因为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的女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期望之下，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似乎对她们特别沉重。在乡下，许多男人离开了，去城市找工作，而对应着每一个棒棒军或建筑工人，都有一个农民的妻子在家，独自种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66％是女人。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不平衡部分导致了女性的高自杀率，它主要发生在乡下。这些乡村的自杀很少是出于贫穷；事实上，它多数是发生在相对富裕，受过些教育的农民阶层中。亚当的学生珍妮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她并不穷，她有着读书的机会，对农民女孩来说是不寻常的。但珍妮的职业道路很可能会是回到家乡教书，对于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叫人抑郁的前景。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同样也看清了她未来人生的凄凉：去做一个乡村的教师，早早结婚，生孩子。到了后来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
（好像一个乡村版的林黛玉啊。）
当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况还有更糟的。中国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人走得更远；比中东地区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国也有明显的进展，解放后的改革让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产党总在发动打击贩卖人口的运动，同时支持女人的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