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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来说很难做——整个夏天我都在享受用中文交流的好处，但现在，我对汉语的使用将我定义为了一个外来者，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来者。
除了语言外，这里还有一些新的文化规则，让我与维族人的互动交流变得复杂。他们与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很不同——维族人很容易流露情感，容易发怒，而我发现砍价的过程不太愉快，因为有时候，那例行的流程里包含一些愤怒与厌恶的表演秀。我怀念起中国人来；我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而且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如何反应。那些内容僵硬的对话——关于我的收入，中美关系，大山的对话，此时却有慰藉之感。在新疆，我发觉中国餐馆和商店对我产生了万有引力，我尤其喜欢与四川人聊天，他们移民到新疆的数量很大。在一整个夏天的旅途后，再次听到他们的四川腔感觉不错——比维族人的土耳其腔调要舒畅得多。我发现我也捡起了一些中国人式的狭隘：我也为自己身上的中国味而自得，即便是在新疆。
但倘若我不开口的话，情形便不同了。我有些意大利的血统，模样看上去和维族人没有太大区别，是以我能走在大街上，却不会引人注意。偶尔我会被误认为是本地人——中国人有时问我是不是维族人，而维族人问我是不是卡扎克人。在涪陵我总是对自己的样貌极其敏感，因为每天我都遇到因为与本地人样貌不同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但现在，在这个沙漠小镇中，我见到的人们，有着与我一样的鼻子，头发，和眼睛。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种族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将人们区别开，也因为我对那些和自己模样相似的人产生了一种感情的连系。有整整一年里，我感觉不到这种连系，但现在，在新疆，虽然那连系很是微弱，也胜于无。
我的假期将告结束，但我毫不急着离开。我享受旅行中那种慵懒的自由，而且我喜欢我在新疆这里的不确定位置，在这里，我没有工作，甚至种族也成了问题。这是个相当暧昧的地方——甚至时间也不确定。整个中国只有一个时区，这就意味着新疆的太阳直到八九点才升起，在晚上十点钟后才落下。大多数人会采用一个较为实际的时间表，建立于一个当地的时区上，大约比北京迟两个小时，但所有的政府部门，以及国有的运输部门跟随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是一个完美的象征，显示出了政府与被其管治的人民之间的分裂，双方都活在同一个地区，然而他们的日程却有两个小时的差别。
我最喜欢新疆的地方，在它的地理风貌够猛。有几天的时间，我在天山海拔超过一万英尺处宿营，而一天之后，我就到了吐鲁番，在那儿，沙漠盆地的海拔掉到了海平线500英尺之下，而火焰山立于小城的北面。吐鲁番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温度。我在那儿的每一天，温度都达到了42度，107华氏度，是报导中说的。在中午时候，商店关了门，每个人都可以在屋里休息，直到最炎热的时候过去。
哈密也是一样的热，而我妹妹安吉拉在那里找石油。 和另外一个来自斯坦福的地质专家一起，她被一家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雇来，那公司在哈密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市。那真的是城市——有学校，医院，商店，公寓楼；所有一切都被整齐得排列着，在规划良好的马路上，直到四年前，这类还是沙漠的荒地。这里有五万个工人，全都是从甘肃迁徙过来的汉族人。但我去到那里的市场时，人们误认为我是维族人，因为他们几乎没见过当地人。中国人很少离开厂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个沙漠中的石油绿洲里了。
然而这城市乃是海市蜃楼。在哈密没有多少油，至少安吉拉与她的同事这么说，他们了解当地的地质状况。所有一切都成了谜——为什么他们要在沙漠这里建立一座城市？为什么把那么多人迁移到这片荒地上来？他们在寻找什么？在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像长城一样，金钱与劳动埋没在了沙中？他们对边境地区的想法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鼓动他们建立了城墙，堡垒，城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国家最偏远出建起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但这些谜我没有时间去解开。我在哈密呆了短短的三天——我住在安吉拉的旅馆里，和亚当韦斯一起，他是另一个和平队员，跟我在吐鲁番相遇的。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韦斯与我离开了沙漠中的城市，坐火车返回成都。
坐火车回成都，要花五十个小时。从韦斯和我买车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不好的感觉。哈密的车站不肯卖卧票给我们，说我们可以先买硬座票上了车后再升级。
学校就要开学了，而火车上都是要回四川的大学生。火车上没有任何卧票留着了，而硬座车厢里也没有一点空间。在车厢走道上挤满了人，坐在行李上，互相倚靠着。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乘客，坐在地上。人们甚至坐在洗手盆上。这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为拥挤的火车。
坐火车而没有一个座位，五十个小时可谓很长了。在头一个夜里，韦斯和我能做到的，就是坐在我们的背包上，但不可能睡得着觉，总是人们经过，有时撞到我们身上。负责我们车厢的乘务员给人群惹烦了，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一个晚上拖了三次地。为了让她做到那个，所有的人都得站起来，把包裹举过我们的头顶，而她在下面拖着我们的脚。她在八点拖了一次，十点一次，十二点一次。每个人都在抱怨，但没人抗议；在中国，你得容忍人们糟糕的行为，如果他是在为你服务的话，同理，你也得忍受种种的其他的各种麻烦。或者你也可以尝试离开，韦斯和我就这么做了，我们努力挪到了另一个车厢，那儿的乘务员比较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我们还是站在过道上，而火车向东穿过沙漠。
这种旅程不会激发出什么积极的思绪来。韦斯与我讨论起我们组里的其他和平队员，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烦的，我们还谈到的新来的志愿者，以及他们将会在头一年里做得多么糟糕。我们抱怨着这个夏天见到的各色外国人。我们看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批评他们的缺点。我们讨论着一旦回到美国，我们要做些什么，吃些什么。我们复习了一下RAP歌手B。I。G新出的专辑中那些最难听的脏话，我们还谈论了BIG如果坐上了这样的火车，他们会骂出什么话来，而他的反应又与歌手S。D。D的有和区别。我们总结说，这两个RAP歌手都不会很喜欢这趟火车。我每小时至少看十次手表。
我很少去看窗外的风景，我也没法阅读。有时我会听一听我的WALKMAN，但我随身的磁带不够多。最主要的是，我太累了，都不想说中文，虽然在下午的时候，我跟一帮回成都的学生聊了很久。但那是一个精心算计的行为；我猜想他们发现我们是老师的话，也许会让我们分享他们的座位，出于尊敬。的确，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在座位的边角给了我们的一点空间。在第二个夜里，韦斯和我轮流分享那个位置，一个人站着一人坐着，而那位置不够舒服，我们俩一次也睡不了十分钟。
时间非常缓慢爬行着，尤其在我站着的时候，为了渡过那个夜晚，我做了我在中国时常做的事儿，在日子很艰难的时候。我回忆那些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想着我最喜欢它们的什么——舒适的酒店，一家好餐厅，或者江水流过翠绿的山谷。我花了些时间想着那些跟这列中国火车截然相反的地方，最后，我决定说那是瑞士。为了让我自己分神，我回想着在那里的长途登山，在我的脑子里，我走了一遍又一遍。我记起瑞士瓦莱山脉的一处，在那里，我从安妮维尔山脉努力往上爬，因为夜色已至，而我又记起在圣卢克山上的露营。我的衣服因为登山而湿了，我很快地搭起帐篷，因为气温在下降，然后我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爬了贝拉托拉。那是初夏时节，山顶依然覆盖着雪，而冰上有一条条红色带，因为来自撒哈拉的沙子被热带风吹过了地中海而来。在贝拉托拉后，我继续前行，到了图特曼山谷，那是你往东行跨过那瓦莱所见的第一个说德语的山谷。图特曼山谷深而空寂，在南端有一条幽蓝的冰河，而我在山坡到出口的中间位置一处草场上露营。我仔细安排好一切，检查我的帐篷与睡袋，然后去睡了。我总是想去睡。
火车哐当哐当向东向南。在最后的一天，好似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盖上了，我累得没法去做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