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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这是真的——王的皮肤并没什么问题。而且我想，如果你能把榆林的水运输到涪陵，无疑将得到中国最漂亮的女人，也许是整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因为那大山与大河，以及沙漠深井中的水。
在午饭后，我们跨过街去到对面的佛寺，让郭晓青去那儿算命，她是这些女人中唯一未婚的一个。在我们进去时，那和尚正与一个年轻男人相互叫骂。和尚给年轻人算了一个下签，是以他不愿意捐钱，在其后的争吵中，年轻人打翻了庙里的一些东西，而和尚打了他。那和尚，年纪大约六十多岁了，站在庭院的中央，晃着他的拳头。那年轻人的朋友在劝解他，而他则向和尚骂着脏话。现在天气已经非常热了，女人们和我坐在庙堂一旁的阴影下，等待着争吵结束。
公众场所的这种争吵，一般都有两幕。那年轻人被他的朋友拖出了庭院，然后，他又奋力挣扎出来，再次冲回了庙里，在那儿又跟和尚对骂了五分钟。很明显，这年轻人并无意图要伤害和尚，而现在要改变命运也迟了，他只是要挽回面子。而他的朋友笑着，把他推出了门口。在他们走后，我们一直等到他的叫声消失在了远方，显然不会再有第三幕上演了。我在涪陵看到的有些骂战有太多幕的上演，有时甚至连棒棒军都看腻了走开。
这场骂站不是一个特别吉利的征兆，但郭晓青已经二十六岁了，已经感觉到了时间的压迫，决定继续她的算命之旅。那和尚收拾心情，做了祷告，叫郭在佛像前磕头三次。他敲着一只钵，然后给了她一个装满了木棍的竹筒。她摇着签筒，直到有根签飞出来，和尚看了看，向她解说了命运。他说她很快会结婚，也许就在今年，所有人都长出口气。王给了和尚十块钱。他笑着目送我们离开。
我们走在通往赤壁谷的路上，在这儿，有些道教与佛教的寺庙的历史超过了一千年，它们挖在砂岩石的崖壁内。在峡谷的中央，有条清澈的河流过。我们脱了鞋子，在浅水中淌淌，然后便坐在了荫凉中。在河的对面，有六个年轻的农民在野餐。他们是二十出头的男女，在中饭后，他们在河中泼水玩，男人追着女人，女人们惊声尖笑。
“你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地方么？”王问我。我试图去想象这样的一次团聚，在美国，随机找到一个外国人，花一天时间跟他在一起，只是出于好奇与善意。
“没有，”我说。“这和我的国家很不同。”
我并不想离开榆林。旅店不错，尽管白天很热，夜晚却是沙漠特有的凉爽，睡觉从没有问题。早晨总是令人愉快，每天我都早早醒来，看着主街上的交通人流。老人们在清扫门前，女人们在主街上拉着牛奶车，而夜里的拾荒者朝乡下的方向走去。收废品的男人拉着车，手里摇着个小小的拨浪鼓，来吸引客人。马拉的车往小餐厅里运送煤炭，而太阳明亮地升起于建筑的瓦顶，缓慢的，这尘土飞扬的城市热起来了。
榆林的主路要经过三座明朝的塔楼，而街上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可以追溯到至少是清代。榆林的古城墙依然完整，有二十英尺那么高。我从没在中国见过保存那么完好的古城，然而城里没有其他一个外国游客。
每一天我看着早晨的街道，直到温度转高，然后我会买点酸奶，找一家有凉棚的餐厅，吃花卷，读一份报纸。有一天，我从一个老人那儿买了酸奶，他非常兴奋，向我示意等着，他跑回了家。回来时，他带着一本中文书，他不出一声递给了我。
我打开来，尝试去读第一页。其中有些字我不懂，但可以明白个大概——什么关于开始，关于大地与水，关于光和暗。那老人耐心等待着。我继续往下读，然后我明白了我正在读的是什么。我抬头看着那老人。
“你是基督徒么？”我问。
“是！”他脸上放着光，握了我的手。
“这本圣经是那儿来的？”
“我们瑞典的朋友给的，”他说，我猜想那肯定是路德派的传教士。我告诉他在孩子时，我曾经住在瑞典，那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教徒。”
“差不多，”他说。“那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部分是一样的，不过你们更信仰玛丽一些。”
他关于圣玛丽的话是对的，无论如何，他看起来很高兴碰见我。他姓罗，而且他邀请我迟点再回来，可以让我见见他的儿孙。
罗家住在主街上，一个传统的四合院里，几座砖房围着一个中央的庭院。现在，那里住着家庭的七个分支，所有的人都姓罗，而这建筑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大变过。在老人的家里，人们依然睡在传统的炕上，一种旧式的砖床，在冬天里用煤取暖。
他告诉我，他的先人乃是来自西安的士兵，在1700年代派来这里对抗城墙外的蒙古人。他们来到这里驻扎，是为了将外国人挡住，而他们的后人还是受到了外国的影响——传教士在解放前将老人的父母转化了。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挂在他的老炕上方，一个奇特的文物。
老人的儿子叫罗小雷；他年纪在四十多，在本地编辑一个文学刊物。他的女儿刚从榆林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毕业。他们都是友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我呆在榆林的那个星期，我每天都去他们的家。他们经常给我一份早餐，吃完后，我们会坐在他们起居室的阴翳下喝茶，吃西瓜。
罗小雷在文革期间蹲了五年牢，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以及基督徒，而他的父亲被发配到沙漠的偏远地区呆了十年。老人对这段经历没说多少，除了工作很辛苦而且毫无意义之外。这通常就是人们关于那流放生活的描述——被浪费的时间乃是最糟糕的部分。
我发现和罗家人坦诚交流很容易，因为他们的经验使得他们不那么轻信，也因为我不久将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旅行的最好的那部分——我不需要为我所说，所做负多少责任；我可以随便晃荡，碰到任何人说任何想说的话。这跟住在涪陵不同，那儿人们会跟踪我的记录，而且我总会想到我还有一年时间要呆在那儿。在中国，有一个家当然会带来不少好处，但也有些缺点。
一天下午，罗小雷问我，对于在中国教书我有什么想法，我意识到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多数时候我还是很喜欢的，”我说，“尤其是我喜欢我的学生们。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孩子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那也很好；我的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喜欢诗歌。但我不喜欢学校里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这体系会影响到我的学生。许多人的想法都是狭隘的。”
孔老师教给了这个词，在接近学期末的时候，而它总结了涪陵生活的许多困难之处。罗小雷点点头。“也许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他说。“在中国的偏远地区，你知道我们没见过多少外国人。”
“我知道，但那儿还有些别的问题。他们的书很烂，有时他们所学的不是事实。”
我问他坐在身边的女儿，他们在中文系里学不学孔子。
“不，”她说。
“但你们学马克思？”
“是的。”
“这和涪陵的情况是一样的。我的学生学习莎士比亚和马克思，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是外国的观点，而孔子是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没人再去学习他了。”
“你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学马克思么？”她问
“是的，但就一点点。许多美国大学生都会学，因为他是个哲学家。”
“你们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怎么想？”
“多数人会觉得有趣，但不是很…”我在搜索这个词汇，而她知道我想说什么。
“实用，”她说。
“是的，不是很实用。”
“我同意，”她说。“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学习都是浪费时间。”她掠起脸上的头发，望向她的父亲。他在想着些别的什么，然后他意识到了女儿期待他回应，微微一笑。他是个灰发的男人，戴着圆眼镜，眼里亮闪着回忆。
“是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没什么用。”而他自己的父亲，坐在荫凉处吃着西瓜，没有说话。
我的榆林的日子跟随着一个惯例的日程，在上午拜访罗家，下午在一家小餐厅吃饭。那餐厅的饺子不错，还有便宜的当地啤酒，而那店主是一个风格强悍，不说废话的女人，在男人下班后喝酒的地方常能见到的那种。她戏弄我，说我的口音一半外国腔，一半四川腔，只要一有客人进门，她就开始宣告我的重要信息：国籍，年纪，中文名字，单位，以及工资。通常客人们会对我的工资之低发表评论，然后买一瓶酒给我。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我会解释和平队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