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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下午后半截，太阳的光线微弱地穿过雾气，我通过一条陡陡的山径，走向江岸。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也许是十二英里，也许十四。我碰到了四个人，刚从涪陵最后一班船回来的，他们告诫我说，直到某天早晨，不会再有船了。我说那不错啊。他们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们我是城里教书的美国老师。
“你挣多少钱？”一个年轻男人问。他穿件新毛衣，刚从城里购物回来。他的问题很是普遍，而我如实回答了，我一向如此。我一个月收入一千块，大约是120美元。
“哇！”他说。“那不够。一个外国人挣的应该比这多！你怎么不换个工作？”
无论你我走到哪儿，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作为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其中一项困难，就是当地人总觉得你是个傻瓜，接受那么低的工资。那男人摇摇头，他的女朋友走上前，问我为什么到这儿乡下来。
“春天来了，我想走走，”我说。“而且在涪陵，我现在没事做。”
这个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搞笑，他们一起摇头。“你带太多东西了，”那女人说，指向我的背包。那也是真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偏远地区的人，和涪陵城里的人一样那么理智。他们挥手告别，朝上走了，而我往下，穿过一条小峡谷，来到了乌江边。
在水边没有别人。江岸有很多的石头，有一长条的砂岩石作为摆渡船的停靠点。那上头有一处可以俯视江水，长了不少青草。我把帐篷在此驻扎，这是个睡觉的好地方。附近没有房屋，山崖直直陡峭伸入雾气中。
我坐在水边一块岩石上，看着江水。我拿出了泰德威廉姆斯的书，读起来：
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击球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目标——一天的，一生的——而那就是我的目标，让人们说，“泰德威廉姆斯来了，他是最棒的击球手。”当然，没有人比我工作地更努力。那是我的心的中心，击打一只棒球。
这是一本好书，读在三月的尾声，在乌江的河岸边。我坐在河岸上，读完了一半，然后，雾气更浓了，气温跌了下来。一只舢板船经过，而我不动如打坐，是以经过的人无法在逐渐变暗的天色里看见我。那里有丈夫，妻子，就像在这些小小渔船上许多的伴侣一样。女人在船尾操控船桨，而丈夫在船首捞网。他们彼此并不说话。我猜想那样的生活是怎样，和一个人结婚，每天共同在不足五米长的船上打渔。舢板船上的那对看起来应付得挺好。他们的动作娴熟，我能听到的，只是轻柔的桨声，男人把网拉上船板的哗哗水声。太暗了，看不清他们有无收获。在转角出，他们划出了我的视线，朝向下游而去。
雨水轻轻落下，我找到了上方一处岩石，可以遮住我的炉子。我小心安排好所有事情，煮开了我剩下的水。我煮了燕麦，还有面条，吃完后，我关了炉子，让水凉下来。我将一部分倒入壶里，剩下的，用来洗碗。
雨现在下大了，我确保帐篷没出状况。我铺开了睡袋，把随身的东西拉入帐蓬，检查了桩子和线。所有一切都好。在瑞士时，我曾用那个帐篷露营过两个月，而自从那个夏天以来，我就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办法，什么事儿都能通过它来实现。
炉子上的水凉下来，我用其清洗了。我想着泰德威廉姆斯，猜想他会不会喜欢四川。也许不是很喜欢；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站错了边，而且在其间，他的飞机被击落了。但他可真是个钓鱼的高手，也许乌江会吸引到他。一旦你习惯了这里的事情，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也不是个糟糕的地方。
当我进入帐篷的时候，雨下得猛了。我在岩石上，能听到江水的急流。在早晨，一艘生锈的船停靠在河岸上，花了三块钱，我回到了河东的码头。这是我在涪陵的第一个春天。
白山坪
泡桐树开花了，紫色，白色，在白山坪低处的斜坡上。这些花儿开不久——下周它们就要枯萎，凋谢了——而柔黄色的油菜籽将从山上采摘下来。在那之后，亮绿色的稻床将消失，秧苗会被转移到稻谷地里去。涪陵的春天匆匆而过，一片模糊的色彩更迭。
今天是四月五日，清明。何忠贵与他的家人从长江那边搭轮渡到白山坪来。他们穿得不错：孩子们身着新衣，女人们脚踏高跟，何忠贵穿一件黑白格的运动外套，打着一条佩斯利漩涡花纹的领带。他们在乘客中脱颖而出，其他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刚从市场上回来，手里提着空空的篮子，蓝衫口袋里装满了钱。
何忠贵的父母乃是山上的农民人家，他的童年时光大都在那儿度过，但如今他很少回去了。他现在是涪陵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而在白山坪陡峭的山坡上，没什么房子可建。但他的父母在那儿埋葬，清明乃是中国人怀念先人的日子，拜访如白山坪一类的乡下坟墓的日子，在那儿，石墓沉默地注视着河谷，与它忙碌的春天。
与何忠贵同行的，有他一个家族的十五个人——叔叔婶婶，表弟表妹，外甥与甥女，从六十多岁的老女人到十五个月的宝宝都有。他们一群从北岸出发，沿着长江的石滩往东去。家族里的一员是戴梅，何忠贵十四岁的甥女。她的话很多——在一身棕色灯芯绒与短发下，裹着旺盛的精力，不停说着话，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
往下游走几英里，一座修长的白色宝塔从天际线升起，其明暗参差的形体，在晚晨的雾气中，仿似海市蜃楼。“你知道为什么要建这些塔吗？”戴梅问。“他们相信有条龙在那儿，在地底下，他们相信如果建了塔，就可以把龙压在那儿。但如果塔倒了，龙就出来了。”
她顿了一下，看看山，轻轻拨弄着她光亮的黑发，就和全世界所有的十四岁女孩一样，思维跳跃到了另一个话题。“我的祖父祖母的坟在那上面。有些农民被埋在这儿，在低处，但大多数都在那高处。他们想要一个好点的风水，如果高一点，他们就觉得好一些。他们自己选的那些地点。他们经常会去问一个道士，而道士会告诉他们风水好不好。实际上，道士只是骗骗他们——那些只是迷信罢了。但即便今天，很多的农民还是相信风水，就像大家过去那样。我们这一代，却不相信这种东西。我们知道那是假的，那些只是迷信。我们相信科学，我们说那些是封建思想。”
和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他们对传统事物的本能拒绝，因学校的教育而放大。她用“封建”这个词儿，其意义就和美国孩子用“落后”一样。她常唱的一句副歌，就是中国“太封建了，”另外有一次，她激烈地抱怨老一代人：“中国人，尤其是六七十岁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封建！如果你想穿短裙子，或者像你穿的那种衬衫，他们就会说那样不对。我的妈妈不封建——她也穿短裙，因为她看上去很年轻。但我的爸爸非常非常非常封建！我们把那种人叫老封建。”
今天她把这些念头憋在心里了。她说她对风水以及佛教没什么信仰，耸耸肩。“在清明这样的节日里，”她说，“我们会按照父母和老人希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去到祖父祖母的坟墓前，祈祷焚香，我们会装作我们相信那些东西。但在心里，我们并不信。”
（这种信不信，的确是导致了差异。何伟来自一个有宗教背景的家庭，他祖父年轻时曾很想来中国传教，感受到内心的CALLING，上帝的召唤。何伟以和平队身份前来中国，在内在气质上，与其祖父不无相似。他的人道精神气质，以及谦和的态度，与宗教背景还是很有关系的。）
鞭炮在山顶上炸响，其声音回荡于河谷中，何一家人慢慢爬上了白山坪的山坡。他们沿着粗石级的蜿蜒小路；步子慢了；呼吸喘了。这里是涪陵地区最陡的山路，这里也是唯一可算不仅是丘陵的山——即便插旗山，有那么多的稻谷梯田，也太平缓了，难以说成是真正的山。
白山坪的南面太陡了，无法改作梯田，松树在山顶上长得很密，在一面超过100英尺高的石墙上方。这处砂岩石的山崖，大概是白山坪的名字所由来——然而，和许多四川其他地方的名字一样，事实如何，已经遗忘在过去了。其实，许多当地人说，山的名字应当为北山坪。在当地方言中，白与北的发音是一样的，而有些涪陵地图使用“北山坪”有些用“白山坪”的名字，更增添了混乱。在这么一个地区，识字在最近些年才得以普及，名字的念远早过它的写，到最后，仍然是口语最重要。你就念BEI好了。
一家人爬上了山崖墙的东面，在那里坡度较缓，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到了何忠贵堂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