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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合作而受到惩罚。然而，贝利并未向他承诺免于调查。与切姆伯斯会面以后，
贝利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有关“地下间谍”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到了切姆伯斯为他们
作联络员的艾德热尔·希斯、加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其他主要苏联间谍的名字。
罗斯福对这份报告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好像否认在自己的行政机构内有任何间谍行
动，并视此观点为谬论。同时有趣的是，贝利则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自此他也似
乎不再关心希斯之事。直到1941年，他才向希斯的前任领导、美国最高法官费利克
斯·弗伦克福特，和前任外交家丁·艾奇逊提到了切姆伯斯的罪行。但这两人对贝
利亚的指控根本不予理睬。这次之后，贝利不再有任何举动。到了1943年，美国联
邦调查局亲自来索要时，他才将自己与切姆伯斯谈话的材料交了出去。
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家——大使威廉·希利特、工党领袖大卫。杜宾斯基和记者
沃尔特·温切尔，都曾向罗斯福讲过切姆伯斯的过去，但总统始终对此不予关注。
1942年，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战友认出切姆伯斯是苏联间谍，并向有关
部门告知，切姆伯斯“所掌握的情报比其他任何一个情报员积累一年的还多”。因
此，切姆伯斯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这次，他比三年前与贝利谈话时要小心谨
慎得多，并且他只谈自己从事共运的过去，不谈自己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
约翰·埃德加·古维同样对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不屑一顾，并称之为“无稽之谈，
空想和推理”的报告。后来的三年里，切姆伯斯没有再受到类似的传讯。在切姆伯
桥供出的人当中，联邦调查局只对约翰·皮特斯进行了一般性立案而这个人早就作
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被列人调查局专案文件中。
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第四局在华盛顿的间谍网归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纽约的头目盖克、 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管辖， 后来，联邦调查局里都称之为
“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美国逐渐成了苏联情报侦察的主要目标之一（二战结束前
此目标已变为最主要的目标），而不像从前那样，仅把美国看作对其他国家情报侦
察的基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尚未意识到美国行政机构对待苏联在美国的间
谍行动是如此地轻率，所以，切姆伯斯的叛变，以及接踵而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关注，
都很自然地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自己在华盛顿的活动有所顾虑。在美国的苏联间谍
中职位最高的应属财政部官员加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时在妻子的干涉下，他也
停止了发送情报的间谍工作。
纳坦·格列戈里·西尔维马斯特（不要把他与他的朋友兼间谍活动的同事乔治
·西尔维曼相混淆），为了重建华盛顿的苏联间谍网可谓劳苦功高。他出身于乌克
兰的犹太人家庭，四十多岁，曾在安全局工作，后被调至经济战争局。虽然感情上
无法接受斯大林时期俄国的残酷现实，可他仍在心目中将革命理想置于不可亵读的
地位。他身患慢性支气管气喘，经常受严重呼吸困难的折磨。可他深信，正因他的
日子屈指可数，他应在死之前无愧地意识到，自己已为别人建立正常生活尽了哪怕
是微薄之力。正是西尔维马斯特说服加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战争开始之后重操
旧业。在进攻佩尔一哈伯之前，他把十几个既为罗斯福军事机构工作又同时为内务
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政府官员组成了一个小组，怀特虽未加人小组，却直接给西尔维
马斯特提供情报。西尔维马斯特认为，“怀特是个机敏的人，是个不愿让右手知道
左手在干什么的人。”为了稍稍安慰他，并使他妻子相信怀特不再从事间谍活动，
西尔维马斯特对怀特说，他所提供的情报只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西尔
维马斯特并不怀疑怀特知道真相，但认为，怀特宁愿不这么想。怀特在闹楼上藏着
一块贝科夫战前送给他的非常贵重的天鹅绒地毯。怀特作为财政部长亨利·摩根泰
的得力助手，不仅可以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秘密文件，还有可能看到一些来自其他国
家机关的秘密情报。
从1941年起，毕业于瓦萨大学、住在纽约的伊丽莎白·边特丽小姐开始担任西
尔维马斯特小组的联络员。她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住过一年，笃信共产主义，
并在1935年加人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被劝说停止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保守
分子的对外形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她的上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杰科勃·戈
洛斯也是一名乌克兰籍犹太人，以“吉米”之名闻名于他的下属。他破坏了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规矩，引诱了自己的部下伊丽莎白。后来边特丽借用米尔斯和布恩的话
语来描述她和戈洛斯在纽约暴风雪之夜的罗曼史：“他用手轻抚我，我抬眼看他，
突然被他紧紧抱住。然后他吻我的嘴唇。时间好像停滞不动，然后我感到自已飘向
那无穷无尽的迷离恍熄的黑暗中。长夜过后，边特丽和戈洛斯相拥坐在他的汽车里，
抬眼望去，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朝霞。”但戈洛斯之后的一席话却多少破坏了些浪漫
气氛。他说，“他刚刚的行为已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定，规定禁止我们结交
过于亲密的朋友，更不用说相爱了，按共产党员的要求，我们之间不应有现在这样
的感情。”
受戈洛斯愚蠢榜样的鼓舞，边特丽也把友谊与间谍工作混为一谈，而且她做得
使莫斯科中心也大为震惊：她把精心挑选的圣诞节礼物——从香水到内衣都送给了
同事、而且这些都是用公款买的。l943年当戈洛斯死后新任头目准备严密加强安全
措施时，她满怀遗憾地回忆起“过去那些像好朋友那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
但小组中的其他一些间谍不遵守地下工作规定的行为甚至让边特丽也感到不安。
约翰·朱利乌斯·约瑟夫战时曾在战略局当间谍，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
不善于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他经常干那些让我们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
如，有一次当人们告诉他文件应烧毁或扔到厕所，而他却把一叠正烧着的文件塞进
抽水马桶——结果坐垫被烧着了。前来察看房屋破损情况的房主对此感到费解，从
住宅出来时边走边低声嘟喀着：“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战时美国对苏联在华盛顿猖撅的间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上述这些破坏保
密制度的举动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伊丽莎白·边特丽每两周去一趟首都，她带去的
情报越来越多。起初的情报不过是几页复述秘密材料内容的打印纸或是几份重要文
件的复印件。那时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将秘密材料带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
5515号住宅。在这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胶卷上，并自己冲洗出来。
当时，有三四卷胶卷（每卷35张）就足够了。可到了1943年春，边特丽每两周都要
在手提包中装上40卷这样的胶卷送走。
每卷胶卷都附有胶卷内容副本，因为时常会发生个别胶片报废的现象。内务人
民委员部为了不因大批的购买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亲自为西尔维马斯特提供微缩
胶卷。的确，如果他自己购买，不仅很麻烦，而且对战时的平民来说从经济角度也
是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商品紧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提供的胶片不合适，感光性
能差，拍照文件十分困难。“如果他们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们如何正常工作呢？”
——西尔维马斯特问边特丽，——“也许国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么毛病？”西
尔维马斯特这一具有挖苦意味的推断，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
美国的帮助，以便于它在美国本土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这一推断也并不是荒唐
无稽的。1944年。在与美国军事委员会驻莫斯科长官会见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
局局长帕维尔·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乌尔就曾要求“美国人提供一切现有
的有关照像技术和使用轻便设备对秘密微缩胶卷进行显影的技术信息”。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可伊丽莎白·边特丽每次带到华盛顿的来自西尔维马
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
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