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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生儿给予“苏联式的祝福”。回到美国后，他又开始玩弄奇怪的间谍游戏。比
如他用轻挑的腔调说话，这使沃特利和朋友们觉得他不是个美国人。但戈德伯格和
贝科夫对破坏纪律现象总是视而不见。一些朋友们知道，切姆伯斯正“从事着非常
神秘的工作”。一天，他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他“正为苏联对日战争干反间谍工作”。
切姆伯斯对自己的头头、间谍艾德热尔·希斯就像个世交，他甚至和妻子住在希斯
家。和其他间谍的联系也很紧密，他们一起去作客、看展览、玩乒乓球。
但造成失败的最大危险还是切姆伯斯本人。1937年7 月，他被召囱莫斯科。由
于对斯大林主义感到绝望并担心其终结， 切姆伯斯实际上是推迟了九个月才走。
1938年4 月，他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联系。年底前他隐藏了起来，然后就
接连不断地向所有接触他的人抱怨自己命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切姆伯斯的
抱怨有可能会彻底毁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网。但好在华盛顿比起伦敦来似乎对
安全更不屑一顾。也正因如此，后来几年，切姆伯斯才痛苦地明白，无论是联邦调
查局，总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对他的存在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由此可以看出，
二战后，这个变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主要敌人”的国家，在当时对苏联所设想的防
线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虚无防线。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1）
希特勒把使东欧大部分领土变为其种族主义帝国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帝国中，
低等的斯拉夫人将被高等的德意志人当作奴隶来使唤。除此之外，从斯拉夫人中还
应将那些犹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坚信，获取这样帝国的决定性阶段就
是对苏之战。1933年他上台后，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奋斗》华丽篇章里
所勾画的东欧帝国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几乎用了十年才写成的毫无联系的政治宣言。
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将自己在东欧问题上狂妄的傲慢隐匿起来，并迫使德国人民相
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
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
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
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
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
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
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
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
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
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
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
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
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
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
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
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
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
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
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
和。 1934年7 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 余人在希特勒的
“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枪决后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据说斯大林对大家喊
了起来：“你们听到来自德国的消息了吗？希特勒是怎么摆脱雷姆的？好样的，希
特勒！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政敌！”没过几个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
要的潜在敌人杀了，因此可以说，他的这项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先
例。斯大林对“西方力量对比”的评价（此种理论不顾对力量均衡的传统评估，更
注重政治意志和军事实力）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的那种与日俱增的尊敬与好感。斯
大林并不相信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结盟的可能性。正如马列信仰的公理所
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深信所有资本家的自然愿望就是组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
俄国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内部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而正
是这些矛盾给了俄国革命一个最后机会。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导致苏联
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但斯大
林还是满心希望，希特勒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的老手，能意识到纳粹与苏联在东欧划
分势力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1937年1 月，驻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大卫·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授意之下，开始为苏德政治条约的签订作准备工作，谈判是
在秘密中进行。但那时希特勒对这种可能性未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坎德拉
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时，据克利维茨基说，他对与德签约的前景作出了乐
观的评价。事实上，他的乐观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叶若夫对
克利维茨基说：“德国十分强大，可以说，现在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造
成的这种局面谁又能够怀疑呢？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能不这样认为呢？苏联只有一条
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对他说过：“我们应和纳粹德国这样强大国家签
订和约。” 虽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对外间谍机构在德国活动十分活跃，但来自纳粹德国的
情报比来自其他国家的情报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它把几千名工人记者组织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工人记者的公开目标是——像在法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向共产主义报刊报导工人的劳动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
还有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搞工业和军事情报。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地
下党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的汉斯·基彭伯格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在纳粹分子
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议会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资格所赋予的特殊保护权，
继续其间谍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柏林成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西方活动的主要
基地、进步组织以及明岑贝格的情报帝国中心。在柏林还工作着一个意义重大、高
度职业化的护照伪造机构，这个机构专为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第四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间谍制做护照并编造“假履历”。汉斯·富纳
斯是这个机构的护照技术专家，他曾以某个“伊瓦尔·米勒”的名字为例，来说明
每个细节都要花费许多精力与功夫：
“口袋里装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护照，可这个米勒也不能从天而降。他还应有一
些证明他身份的必备文件。比如，出生证明，工作地点证明，社会保险证件和其他
证件。所有这些证明个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为了使这套文件内容充实，
还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晓警察工作手段的专家参与伪证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后，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安全措施。比如，当伊瓦尔·米勒第
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
照能说明护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小被警察怀疑的可能
性。正因如此，护照制造机构还需在护照“成品”上添几个伪造签证并盖上几个边
境验章；同时还需仔细制订出“旅行者”经历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