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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未使他锒裆入狱，实在让人惊奇。
虽然“五杰”中有四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间谍都是在剑桥当大学生时
候被间谍机构招募的，但在这一批人物中，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金·菲尔比投向克
格勃走得却是另一条道路。他于1912年的第一天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森特一约翰·
菲尔比当时是英国拉甲政府中的官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学专家。与后来他儿
子所喜爱的一样，森特－约翰·菲尔比整日周旋于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之间。一方
面，他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两次当选为议会候补议员、经常光顾伦敦的俱乐
部和健身场所。另一方面，他不知羞耻地装扮成阿拉伯人，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徒，
并娶了一个沙特阿拉伯女奴作为第二个妻子。与后来的金·菲尔比一样，他把英国
情报出卖给他更有好感的大国——当然，他做这些还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为
了表达他对沙特儿子（与第二个妻子所生之子）的喜爱，他把有关中东的文件都交
给了他。金·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上学——也是他父亲学习过的地方，——并以优
异成绩毕业。1929年10月，他又追随父亲的足迹考入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学习。
“五杰”中除他之外，1930年考入这个分院的还有安东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
考入学院后的第一步，是加人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协会，但前两年他的活动仅限
于开会。这两年他学的是历史，但并不经心。“三分”（实在一般）的成绩也证明
了这一点。这分数是他三年历史课中第一学年的得分。1931年10月，他把经济选作
第二门主课，这项决定恰巧与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民族政府在大选中的胜利
不谋而合。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至整个工党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
五十二个席位。“正是工党在1931年的失败——菲尔比承认，一一第一次真正地触
动我去思考对工党的抉择问题。”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在剑桥社会主义协会的工作，
协会那时已由共产党员领导。在1932年一1933年、也就是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甚
至成了该组织的出纳员。但只是在最后一学期前。确切地说是1933年夏天之前，菲
尔比才彻底抛弃，按他所讲的，“最后的怀疑”。可以说，影响他作出一生中最重
要转变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33年3 月，恰逢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他
去柏林度最后一个复活节假期。在德国，他亲眼看到希特勒大肆追捕共产党，亲眼
看到一个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所以，当菲尔比回到剑桥时，他心中已充满了在反
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决心。
在剑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经济学教师莫里斯·多布，他们每次讨论菲尔比写的
经济问题的论文。都要花上个把小时。但这些讨论常常越扯越远、并且转成了政治
问题。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多布常常强调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受多布
思想影响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叫柯南的学生，他后来曾写道：“我们生活在第三国际
时代，它至少在精神上是真正的世界组织，我们生活在共同事业高于民族或地区利
益的时代。”
1933年6月，菲尔比以经济学“甲B”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坚信，我的生活应
当献给共产主义。”后来他说，在剑桥的最后一天还找了多布征询意见——他想知
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把我介绍给在巴黎的共
产主义小组，而且这还是个合法，公开的小组。”虽然菲尔比从未披露过小组的名
称；但可以确定，这就是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极
有可能，多布在把菲尔比引荐给明岑贝格时，想都未曾想到，就这样他就确定了菲
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道路；想都未曾想到从参加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秘密战争
开始，菲尔比就愈陷愈深。
菲尔比在巴黎与明岑贝格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从那里“被派往在维也纳的地
下共产主义小组工作”’。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就是伊斯雷尔和吉塞拉·科尔曼的家。
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一战开始后不久来到维也纳。伊斯雷尔是个谦逊的国家职员，
和妻子一样将大半生光阴献给了帮助贫困犹太人的事业。菲尔比经常拜访他们家，
当时，在名义上他来维也纳的目的是学习德语，并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那时候科
尔曼的女儿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热爱生活的
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们到雪地去散步，回来时就已成为一对情人了：“我知道
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菲尔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见恨晚的情人坦白——但这样很
温馨，只要习惯就好了。”1934年2 月，科奇成了菲尔比的第一位妻子。在这之前，
他已被吸收进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
正如菲尔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这些事件过去了五十年后，只是在他死
前几个月，他在维也纳的工作“才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对菲尔比作
出“最具潜力的苏联间谍”评价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奥多尔·马雷，他的肖像与其他
二十几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装点着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在其肖像下的官
方赞辞中，他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招募和领导菲尔比及“五杰”。
当时，担任国外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将马雷的成功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天生的
分寸感。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欧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都
叫他“大马雷”。投诚者亚历山大·阿尔洛夫习惯于不顾情面地评论自己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许多同事，他不无好感地回忆：马雷“有一张刚毅的面庞和一双坦诚的、
近乎天真的淡蓝色眼睛”。他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对共产国际理想的狂热执著，这使
许多间谍面对他产生了一种心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会使他们更依赖于他；马雷
与那些“大恐怖”时期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个匈牙利人，一战
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职；战时他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随军牧师，在喀尔巴吁山
被俄国人俘获。后来他在与一位间谍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体冻伤的年轻人在战壕里死去。我被从
一个俘虏营转到另一个俘虏营，和其他俘虏一样忍饥挨饿。虱子咬得我坐卧不安，
许多人死于伤寒。革命爆发之后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者行列，彻
底告别了过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谁
的儿子。我只是个“失踪”的战士。我成了共产党员，直至今天。”
马雷脱离俘虏营之后，他那强烈的、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愿望很快就为
他打开了通往契卡之门。他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
是一种纯宗教式的观点，而成了伴随他终生的一种坚定信念。但内战和集体化的灾
难却深深触动了这种信仰。他回忆内战那段日子；
“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
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
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
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
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
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
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
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
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
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
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
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
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