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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
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 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
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
“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
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
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
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
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
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
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
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
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
比，他觉得：
“反对派在危机时刻居然能够动员组织起来自己的后备力量，而（工）党对此
又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事实难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选民们显而易见是富有
经验的，但他们却听任那些无耻宣传的影响。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使人们对民主先
决条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正当工党党员在“大萧条”时期失却方向的时候，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
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吸引“五杰”的并非斯大林时期俄国严峻的现实，而是社
会主义黄金时代的神奇景象：工农国家、英勇地建设新社会、摆脱了不列颠等级制
度的虚伪做作，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诱人，以至于谁也无法抵制它的诱惑，谁
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麦利科尔·马杰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优秀英
国记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前来俄国参观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
些狂热的“朝圣者”们：
“他们对所见所闻表示出来的狂热，以及他们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无疑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他们中有人道主义选举的狂热捍卫者，他们望着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大楼，眼含感激的泪花；他们中有分配选举代表制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对无
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点头称是；他们中有狂热的‘圣徒’，虔诚地翻看着无神论书
籍；他们中有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满怀激动之情看着坦克轰隆隆从红场驶过，看着
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楼房前的城建专家，他们低声耳语：
‘要是我们英国也像这样就好了！’这些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难以置信的
轻信，甚至惊呆了那些接待外宾的苏联官方人员……”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也对斯大林时期来俄国的一些美国人所
表现出的天真、幼稚做了类似的描述：
“他们对所见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热情，但却不总是符合逻辑；在他们来之前就
一直在感受这种热情，访问又使这种热情加倍。有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小学生，到一
家印刷报纸的工厂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机器。‘真的，这太棒了，
——她说。——这种神奇的发明只有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你们这里劳动
自由，没有剥削，大家都为同一目标而工作。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的见闻。’但
当她看到机器后部牌子上写着‘纽约州制造’时，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
但对“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不能用“对苏联好
感”一言以蔽之。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与法
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作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招募来自剑桥的间谍、
向法西斯发动十字军远征，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共产国际宣传者，二十年代“无辜者
俱乐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组织”）创始人维利·明岑贝格组织的。在
1933年初，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员身上，并以此
开展了反共产主义的“猎捕妖婆”行动。此时，明岑贝格不得不将其总部从柏林转
移到了巴黎。 ‘1933年6月，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最有影响的“无辜者俱乐部”
——“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作家阿图·凯
斯特勒记述道，同其它“无辜者俱乐部”一样，这里也要“做出一切努力，使得表
面上无一名共产党员同委员会有联系”。法国小组由著名的匈牙利侨民卡罗伊伯爵
领导，国际主席由幼稚的英国上院议员，工党党员马利担任。而伟大的物理学家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刚一同意参加该委员会就很快发现自己已被人称作“主席”了。
这些人物的加人，使委员会看起来像个非党派的慈善组织，但实际上，正如凯斯特
勒后来写道的那样，领导委员会的巴黎秘书处是“一个在明岑贝格领导下、在共产
国际监督下、彻底的共产党的机构……”
明岑贝格于1933年8 月在巴黎发表了无疑是整个共产国际史上宣传成就最大的
一份文件……有关希特勒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它立即被译成从日
语到犹太语的二十种语言，照凯斯特勒所说，“褐皮书”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圣
经”。他还说（当然略带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篇抨击性文章
都会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当它变成一本书出版时，在其显眼位置印有如
下字样：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主席：爱因斯坦）编写，上院议员
马利作序。“我的名字，——爱因斯坦写道，——出现在英国。法国的出版物中，
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写。这不是事实。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但鉴
于这本书用于高尚的事业，伟大的物理学家就决定不提什么要求了。序言的技艺性
也很强，落款写道：“议员马利于伦敦贵族院”。这样就使这本冒名出版的书看起
来很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可靠。“我们没有使用那些最轰动一时的文件，——高
贵的议员马利努力使读者相信。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检验，是众多
类似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例”。议员马利是如此的幼稚。以至自己都相信是他亲笔写
的序言。
和大多数成功的伪造事件一样，“褐皮书”中许多内容都以“事实”为根据。
但正如凯斯特勒后来所说的那样，事实中都掺以谎言和“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炮制
的极为“放肆的虚张声势”。按凯斯特勒所述，大部分材料是由明岑贝格的主要助
手奥托·卡茨（即安德烈·西蒙）撰写的。卡茨是犹太人，他同明岑贝格一样，是
个不标准的信奉世界主义的中欧人，具有巨大的魅力。三十年代，卡茨与出版界、
记者界、电影戏剧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好莱坞——巴贝塔·格罗斯写道，一一那
些移民的德国演员、导演、作家非常喜欢他。卡茨与妇女的交往也十分得体，这对
委员会和团体的组织工作大有帮助。凯斯特勒也认为卡茨在女性中十分有“吸引力，
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高尚的、积极的政治意图的中年妇女来说，此感更甚”。
“奥托的一项任务、是受命对明岑贝格实施监视并搜集情报。明岑贝格对此十
分清楚却不予理睬。他需要奥托，但他几乎不掩饰对奥托的怀疑态度……尽管并不
富裕，但十分奇怪的是，奥托是个十分可爱的人。他以冒险主义者的豁达、容易冲
动和乐于助人而异于常人——暂时这还不与明岑贝格的利益冲突”。
帮卡茨写“褐皮书”的。还有亚历山大·阿布什（战前任德国共产党报纸的编
辑，战后任东德政府的部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记者。想要弄清世界援助德国
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非一件易事。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在巴黎驻
留期间发现，对他的每次问询，大家都以兜圈子的方式回答。
“我很想知道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于是就问：‘这个委员会中有哪些人组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