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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中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他回忆道，在审理中，有一次
灯光忽然照在了礼堂尽头的一个单人包厢上，马克林极为吃惊地看到斯大林坐在包
厢里。尽管斯大林并不热衷所有的细节，甚至他连大多数被告的名字也不知道。然
而正是他主宰了这一切，他是恐怖政策的设计师。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自己的父亲以
及其他老克格勃那儿得知，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每天晚上都要分别同亚戈达和叶若
夫会面。同叶若夫的谈话常常是晚上十点开始，深夜两点才结束。斯大林不仅对惩
办党内、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军队内的有地位的活动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个人兴趣，
而且也很关注被揭露出的普通“人民之敌”的数量。他经常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像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等人，到全国各地巡视，以保证“揭露’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
成。甚至在‘大清洗”最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也仍不满足于向他报告的被镇压的人
数。伊万诺沃州警察局长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后来回忆说，1937年卡冈诺维奇就到
他这儿视察过。每天他都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逮捕的人数，尽管当地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用施赖德尔的话讲，已采取了“残酷的拷问”方式以获取那些臆想的“人
民之敌”的招供，但每次给斯大林打完电话后，卡冈诺维奇都要求再加快获取供词
的过程。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当着施赖德尔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截止此
时逮捕的人数。和以前一样，斯大林很不满意。施赖德尔听到卡冈诺维奇一个劲地
重复道：“一定完成，斯大林同志。我刚刚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交
待过，让他们不要太姑息，要尽量扩大对‘人民之敌’的打击数量。”
凡是同外国有联系的人，一旦成为“人民之敌”，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间谍。
许多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看到了这些人的案卷。其中最典型的
一例，是他年轻时就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名叫施图尔姆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案子。1937
年，他饿着肚子从乌克兰前往沃洛格达。在吉比雪夫城，当他想要点面包的时候，
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逮捕了。在几次不堪忍受的审讯之后，他承认自己是德国间
谍，并很快被枪决了。
恐怖的不可遏制的势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臆想出的“人民之敌”
又不得不供出同样也是臆想出的“同伙”，而众人的疑点又自然地落到他们的亲朋
好友身上。结果是1937—1938年间被逮捕的人数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恐怖政策
的主要推动者、急于让它无所不在的人，当然，还是斯大林。为了在公审中收到最
大效果，经常需要伪造这样或那样的罪证，对此，斯大林从未感受到良心的谴责，
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叶若夫，都深信自己的阴谋理论，而所有的诉讼也都是建立在这
一基础上的。实际上，这些有关“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和其托洛茨基分子爪牙的联合
进攻”的荒谬理论，同列宁的思想逻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审判“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引用列宁的话，试图
证明其阴谋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多
国体系中，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并肩存在最终是不可思议的。但只要这
一局面还未结束，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恶战便不可避免……我们应
该记住、我们时刻都处在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
就斯大林看来，如果认为苏联的外敌不会一有机会就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
那就“荒谬而愚蠢”了：“能有如此想法的不是盲目说大话的人，就是隐藏的人民
的敌人。”这样一来，那些不同意斯大林阴谋理论的人立刻就被划归为“人民之敌”。
依据列宁的原则，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弃消灭世界上唯—一个工农国家的企图的。
而一旦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其情报机构进行积极的破坏活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如果要把两位领导人相比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列宁从未达到斯大林的那
种惨无人道、那种对“间谍恐怖”思想的偏执程度。列宁曾说，“认为那些负责领
导几个商业企业的外国人会构成威胁，或以为我们不能好好地盯着他们，那就太可
笑了。”当然，斯大林那种充满了荒唐的公审创举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也是不会有的。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斯大林时期要比在列宁时期更易接受
阴谋理论。首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只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
的一国之内。这使得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输出革命的最初愿望逐渐地
让位于在国内捍卫革命的迫切任务。“寻求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斯大林在1937
年2 月的公开信中说道，“应同巩固国防力量、巩固红军和红海军、动员全国力量
打退国内敌人的军事进攻，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进行斗争工作结合起来。”
那个年代的间谍恐怖症也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本人的“多疑症”来解
释， 在他眼里， 敌人无处不在，两面派和间谍无时不有。共青团书记亚力山大（
“萨沙”卜科萨列夫的遗孀后来回忆了她丈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最后
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斯大林不仅同他碰了杯，甚至还拥抱并吻了他。回到自己的
座位上，萨沙面色苍白、神情不安地对我说：“咱们回家吧。”我们离开后，我问
他为什么心绪这么不好，他答道：斯大林吻我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你要是叛徒，我
就杀了你。”
几个月以后，科萨列夫就被枪决了。苏联最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
赫捷列夫虽在1929年就曾断言说，斯大林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一伟大学者后
来也为这一诊断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在1989年举行的苏联著名精神病专家会议
上，大家推翻了这一原始诊断。因为与真正的妄想症患者不同的是，斯大林始终保
持了不说是惊人的，至少也是冷静的判断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惊人的直觉力
和时间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在斯大林“多疑症”病态中具有一些妄想症的倾向。
叶若夫也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阴谋世界中。无论是在私人交谈中还是在官方
发言中，他总是说，外国情报机构“结成了一张卑鄙的阴谋大网，在这张网里，形
形色色的敌人在一面大旗下活动着。”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军官的讲话中他说，
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可能避免一些“无辜的牺牲者”；“宁可让十个
无辜者受害，也不可让一个间谍漏网”。叶若夫总是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叛徒
会对他进行暗杀活动。因此，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想到他在卢比扬卡的戒
备森严的办公室去，也要乘电梯到五楼，穿过几条长长的过道，再沿楼梯下到一楼，
再过几条过道，然后登电梯到三楼，这才来到叶若大秘书的办公室，而且在这么长
的路上他们还要不时地出示自己的证件。很可能，叶若夫真的相信对“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审讯中被告所说的话，亚戈达曾企图毒死他。斯大林也担
心别人会对自己下毒。他有一个女服务员，其唯一职责就是用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柜
子里的密封袋里的茶叶为斯大林烧茶，而这个柜子只有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
员的面才可打开。有一次警卫发现柜里的茶叶袋是启封的，于是这个女服务员便被
逮捕，并立刻押送卢比扬卡。
大多数的苏联人当时都相信，苏联遭受着众多间谍的大规模阴谋，以及受控于
外国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在各个工厂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部宣传着
官方的这一理论，他们向工人们讲述，若是他们集体里混人帝国主义间谍该是多么
危险。几乎所有的电影中，也包括喜剧中，都至少有一个人物是间谍。很多被内务
人民委员部抓获的臆想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尤其是在叶若失恐怖初期抓获的）都相
信，他们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斯大林本人能明白这一点该多好！”）
但是、他们同时又绝对相信其他的“人民之敌”的罪行。劳改营的老住户们已对此
习以为常了，于是他们让那些再次进来的人“别再放老唱片了（即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