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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伊称：“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们是被
什么东西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纽约时
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约尔特·杜兰金因其“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导”而得到了
“普利策”奖金。1933年他重申：“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闹饥荒的报导若非夸张就
是恶意宣传。”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比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在1932年—
—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也得出同样结论。他将“欠收”归罪于个别地区“从事
破坏活动的居民”，他鄙薄地抨击了那些“无缘无故”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或是
摘下整个谷穗据为己有、对公共财产进行无耻盗窃的行为。
农村人为的饥荒，以及对城乡中确实存在的和假想出来的一阶级敌人”的无情
追捕的第一个恶果，便是苏联共产党从整体上变得残酷起来，尤以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为甚。“恐怖”，布哈林写道，“从那时起成了管理的正常手段，而服从上面的
任何命令则是最大的幸福。”但阶级斗争中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那些对其革命理想主
义的实现还抱有一线希望的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哪怕它是被压抑了的抗议。这种抗
议的最鲜明的表现形式，就是布哈林的支持者M ·留金写的一封信，该信有他和其
他十七名支持者的共同签名，并于1932年中央委员会秋季全会前夕，在委员们中间
进行了传阅。“留金行动纲领”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公布。里面对斯大林本人以
及当时的一些不法行为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抨击，其火药味之浓，甚至连看了这封信
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误以为这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起的挑衅。在这封信中，斯大
林被认为是“在复仇心理和权欲的驱使下将革命引到崖边的丧门星”。信的作者要
求除掉斯大林，他写道：“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桎梏、他的专横、他对党和劳动群众
的鄙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耻辱”。
“留金行动纲领”对斯大林的影响很大；而且随着这封信的出现，残余的托洛
茨基分子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起来，这就使得该信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1932年10
月，一名苏联领导人、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E·C·戈尔茨曼，在柏林见到了托洛茨
基的儿子谢多夫，并交给他一份文件，文件对苏联经济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这份
题为“苏联经济形势”的材料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杂志《反对派通讯》中匿名发表
的。戈尔茨曼还带来了在苏联内部建立统一的反对派联盟的建议。尽管急速衰弱的
“左翼反对派”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涣散、纪律松驰，但经常高估自己在苏联
的影响的托洛茨基还是致信给自己的儿子：“我认为建立联盟的设想是完全可行的。
”斯大林则更是高估了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影响。当1936年，他指责自己的政治警察
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上迟误了四年时，首先指的是他们
在1932年未能除掉“留金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
斯大林当时还未准备“猎捕”被驱逐到国外的托洛茨基，但他却要求尽快惩办
留金。尽管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支持，斯大林却未能在当时由列宁格勒党组织的
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主持的政治局里拉到足够的赞同票。但“留金行动纲领”的
十八名签名者还是被荒谬地扣上了 “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富农组织、 意在通过打着
‘马列主义’大旗的地下活动，在苏联重建资本主义的富农制度”的罪名，并被开
除出党。而在此之前，与其说是反对派的领导人，不如说是反对派象征的季诺维也
夫和加米涅夫也被同时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未能及时通报“留金反革命集团”的情
况。
在1933年1 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坚持要加
强“阶级斗争”：“我们应该记住，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来自于那些垂死阶级
残余分子的反抗也在增大” 于是， 斯大林将饥荒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罪责推到由
“垂死阶级”的代表——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钻入了党内”——组织的破坏活动
便也不足为奇了。但是斯大林又遭到了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试图证明，
将组建集体农庄经济的问题全部推到富农身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是喊叫说富
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诸如此类的
家伙，在破坏庄稼的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农
业政策遭到如此强烈的批评，以至斯大林在其一生中也不得不最后一次承认：“我
们错了。”他的话，被作为“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范例，登在了一家党的杂志
上。
这个阶段，在党的领导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想要赋
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的全部自由权，而其他人则坚持恢复“社
会主义法制”。当时斯大林认为公开反对后一种倾向是不明智的。于是1933年5 月，
经他同意，下发了一份文件，指责在农村搞大镇压的行动，一个月后建立了苏联检
察机构，目的在于限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
在1934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又有所抬头。现在已准确
查清，当时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斯大林得的票数要比基洛夫少300 票。但是，
党内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实在弱小，以至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而今天我们也只能猜测这一反对派的真正规模。
与此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在不断增长，到1934年，这种势头已可以扼
制任何一个反对派了。虽说他未能全面控制党组织，但却越来越牢固地将专政机关
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34年5 月，被疾病折磨的缅任斯基去世了，接替他的
是亚戈达， 实际上他已行使了一段时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职责。7月，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易名为“国家安全总局”，归由亚戈达领导的重新设立的内务人民委员
部管辖。 政治警察局、 正规警察局、刑事侦察局、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从此时起
（而所有刑侦系统从1934年10月起）都归属同一机构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政
治警察局的同义词，尽管形式上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这部庞大、
强劲的机器都直属斯大林。斯大林通过自己的秘书处（由A ·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
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着直线联系。据跑到西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亚历山
大·奥尔洛夫说，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格奥尔吉·马林科夫领导了一个“小委员会”，
专门对政治局得到的情报进行评估。从斯大林的书记处出来的，还有他的宠臣尼古
拉·叶若夫， 他于1936年接替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的职位， 并领导了
“大清洗”。
斯大林的潜在对手基洛夫的遇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更为加强。1934年
12月1 日，当基洛夫走出列宁格勒党组织中央大楼自己的办公室时被人从背后开枪
打死。杀害基洛夫的凶手，自认为是曾暗杀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民粹主义者的继
承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明显是精神错乱。必须指出的是，尼古拉耶夫行刺前
曾两度被基洛夫的卫兵拦住，尽管发现他的包里有装了子弹的手枪，但两次都根据
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把他放走了。半个世纪之后，凡是和戈尔季耶夫斯基
谈论过刺杀基洛夫一事的克格勃的人员，无一不怀疑是斯大林亲自下令干掉基洛夫
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让亚戈达参预此事（因为当时亚戈达尚未取得斯大
林的完全信任），而是通过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菲利普·梅德韦季及其副
手N ·扎波罗热茨行动的。后来赫鲁晓夫认为，亚戈达曾接受过斯大林的口头命令，
也是此阴谋的参预者，这种臆断显然有误。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来到列宁格勒，
扮演了其一生中最动人的角色，表现出其卓越的表演才能。梅德韦季在火车站迎接
了斯大林，但他得到的不是问候之辞，而是挨了斯大林出人意料的一拳。斯大林满
怀哀痛，从火车站直接前去向基洛夫遗体告别。而后，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因该
职而被解除了职务，但两人仍在远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