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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季耶夫斯基却经常要在他办公室里坐上个把钟头。等着这位要人手里同时抓着
好几个听筒处理每日的紧要问题。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曾经提供过国际时事
情报的最高层党内官员。在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三个月之前，就是在1984年12月，
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了英国。在访问期间，他每天要得到三、四份情报汇编，而其
中大多数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就未来工作的一些重点陈述了
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同苏联大使馆及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活动都是有着
直接关系的。也许以后他曾思索过命运的嘲弄——想不到他在平生第一次国际谈判
中征询意见的竟是一个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早在合作之前就对来自剑桥大学的苏联间谍的历史很
感兴趣。安德鲁执教的剑桥大学作为既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同时又为其主要对手
——克格勃培养人才的基地，享有虽不体面、但却是无以伦比的荣耀。不管报刊杂
志给人何种印象，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近水楼台，它招收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数还是比
克格勃要多。
1960年风行一时的电影《杰出七君子》上映之后，几个剑桥毕业的克格勃的主
要间谍便在“中心”得了“剑桥五杰”的绰号。他们的肖像和他们上司的照片一起
为第一总局的纪念馆添光加彩。1963年1 月“剑桥五杰”之首金·菲尔比在莫斯科
露面。戈尔季耶夫斯基对他的升迁很感兴趣。
十年后（1973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买了一本帕特里克·西尔与莫
林·麦克一肯维尔合著的《菲尔比：通向莫斯科的漫途》的人物传记，并通过他在
“中心”的朋友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将书寄给了菲尔比。菲尔比读完
后还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并在书的衬页上写道：
亲爱的同行奥列格：
书上所叙我事，请一概勿予相信！
金·菲尔比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菲尔比的看法同克格勃在报刊上所极力描写的光辉形象大批
径庭。1977年回莫斯科休假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听了菲尔比在“中心”的第一
次公开演说，听众约三百人。他是用英语讲的，开头是这样做“今年非同寻常。我
们不仅要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六十周年，还要庆祝苏联足联成立五十周年。”听众
的反映是两次哄笑，——先是懂英语的笑了，然后是其他人听了翻译以后笑了起来。
在以此缓和了全场气氛之后，菲尔比开始含蓄却又尖锐地批评克格勃，因为克格勃
对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的他漠不关心。“工作这些年，我到过好几个世界上最大的
情报机构总部，可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直到今天我才算是拜见了诸位。”
在同西方记者的偶然几次会面中，菲尔比有时也抱怨过克格勃对他的能力重视
不够，但他从未真正倾吐过这种“疏忽”对他的刺伤是多么的深。相反。他想留给
大家一个好印象——他在克格勃是大人物。有显赫的地位。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最后
一次答记者问时，他向菲利普·奈特利证实了关于他到莫斯科之前已经是上校军衔
的传闻。奈特利稍晚些时候曾问过他。后来有没有升到将军。菲尔比作了模棱两可
的回答：“严格说来，克格勃内没有军衔，但我有将军的权力。”菲尔比很清楚克
格勃内是有军衔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叛逃前就是上校），而且那里也不乏将军。
但最令菲尔比悲哀的是他至死也未能超越“间谍” 这一层次， 虽然他应有尽有。
1963年1 月，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还满以为能在“中心”获得高官，但很快他
就痛苦地认识到，西方的间谍，不管你多么劳苦功高，是永远也不会被授予克格勃
军衔的。同菲尔比一样，他们最终也不过是间谍而已。因而直到1988年菲尔比去世。
他的称号仍是他的化名——间谍汤姆。
克格勃永远不会绝对信任西方间谍的，这一点菲尔比明白得太晚了。他到莫斯
科的时候，他的挚友盖伊·伯吉斯已经成了十足的酒鬼。对其怪僻的个人生活克格
勃抱怨不已，而再早些时候则是英国外交部抱怨他。不管菲尔比如何恳求，在这个
老朋友临终之前，他最终没能获准与其见上一面。伯吉斯死于1963年8 月，他将自
己的藏书、冬大衣、一些家俱和两千英镑留给了菲尔比。菲尔比本人即使前往社会
主义国家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动身去古巴的时候，为断绝他通过机场过境厅逃跑
的一切可能，他们特意安排他走水上航线。在莫斯科的头几年，菲尔比经历了没完
没了的审问，要他详细描述他所交往过的英国情报机构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参加
过的哪怕是间接的行动。对此他颇感失望，难以排解。但后来他学会了淡忘，因为
上述一切成了家常便饭。除此之外，他们还让菲尔比帮助编写战后苏联在英国最出
色的秘密情报人员科农·莫洛德（他就是戈登·朗斯代尔，1965年被派到西方工作）
的回忆录，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宣传性回忆录做些准备。他的回忆录经“中心”考
虑了很久之后，终于允许在1969年予以发表。为了对他肩章上缺几颗星表示慰藉、
在1965年给他授予了列宁勋章、之后，又陆续奖给他了各种徽章和苏联特工机关发
的奖品。正如他后来向奈特利夸耀的，这相当于被授予苏式骑士称号。“当然，骑
士称号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过列宁勋章的档次是最高的”，菲尔比说。
到了1967年，对他的审问、谈话告一段落，但他还是因感到克格勃对他巨大的
潜力和非凡才干不予重视而情绪低落。菲尔比的个人生活也不如意。到莫斯科后，
他同唐纳德·麦克林交上了朋友。菲尔比与此人只是在剑桥大学毕业后见过一两次，
在这之前并不熟识。他俩的交往到1965年就断了，这一年菲尔比的第三个妻子离他
而去，迈琳达·麦克林接替了她的位置。但过了一年，这个家庭之舟又遭水倾覆。
菲尔比嗜起酒来，醉了就在俄罗斯四处游逛，完全丧失了时空观念。与最终被狂欢
送入坟墓的麦克林（虽然不似伯吉斯那么快）不同的是，菲尔比没有走上这个最终
结局，鲁法挽救了他（按菲尔比的话说，这是一位“我期待了一生的女人”），他
们于1971年结为伴侣。
同菲尔比的接触更坚定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西方效力的决心。菲尔比枉然去使
自己相信，从自己在莫斯科住宅的窗口可以望见未来的坚固基石，而这块基石的一
角早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就已望见（他在后来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是叙述）。戈尔季耶
夫斯基则不然。在他看来，曾经一度令剑桥大学生神往的、公正的苏维埃社会制度
的神话，与勃列日涅夫时期俄国惨淡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菲尔比本人
也时常感到这条鸿沟的深不可测。当他抨击苏维埃体制时，克格勃的军官却说“这
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使得菲尔比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和每个苏联人都有关
系！和你们大家都有关系！”菲尔比愤愤说道。
虽然“中心”在西方极力宣扬菲尔比的官运，但对1979年过分渲染“剑桥五杰”
第四号人物安东尼·布兰特一事却持不赞成的态度。八十年代克格勃极为担忧地关
注着西方对“五杰”的第五号人物的大肆追捕。当时在西方，“谎报军情”现象四
处泛滥，一摞摞的畅销书讲述着关于苏联间谍的虚构的和真实的故事。为此，弗兰
克·伯奇、塞弗通·德尔莫、安德鲁·盖伊、罗杰·霍利斯爵士、加伊·利德尔、
格莱姆·米切尔和阿瑟·皮古都成了无端指责进行间谍活动的牺牲品，——而实际
上他们在此之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指责也牵扯上了鲁道夫·佩尔斯爵士。大家以
为他也已经去世了，可他不但活着，而且还是如此地硬朗，以致他足以能向法院起
诉并在这起诽谤案中胜诉。上议员罗特什里德也未能躲过对其的“关注”，不过为
避免再一场官司的麻烦，人们还未敢对他进行直接的指责。他在1990年去世，成为
含沙射影的传言和流言蜚语的牺牲品。威尔弗雷德曼博士虽然没有对诽谤者提出起
诉，但他不得不进行公开澄清，以洗去身上被怀疑的污点。
如果克格勃不那么热衷于其阴谋理论的话，它大概会很惬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