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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同其它部门的同行们交往。 尽管如此，应该说，T局是按集科技情报庞大机构
的最重要的部门。
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领域是国防领域，在8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
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委员会（军工委）地位相当于国家军事
工业综合委员会，它的主席由一位副总理担任，协调5 个情报部门的行动：情报总
局、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秘密处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
员会。据80年代初化名法尔韦尔的T 局法国间谍说，1980年，军工委曾3617次下令
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
和研究设计试验。在军工委看来，30年代初90％的有价值的情报来自情报总局和克
格勃。大量的科技情报在西方可以公开搜集到、如从科学大会、技术小册子等，所
以情报工作被赋予了极大意义、 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61．5％来自美国的情报源
（不一定来自美国） ，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
自日本。
尽管没有近年来的可靠数据统计，但所有迹象表明，大规模的科技间谍活动正
呈上升趋势。军工委最大的成就，大概是它仿制了美国空中预防和控制系统、美国
“ 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计算机IBM系列等。
苏军质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这些“成绩”之上的，据估计，大约150 个苏联武
器系统依靠从西方偷来的技术。
T 局将近一半的工作都用来完成军工委下达的任务。至1980年，他们搞到5456
个“样品”（设备、枢纽站、微型系统图等），其中，4．4％用于国防领域，28％
通过国家各部委用于民用领域，28％用于克格勃和其它组织。在T 局搜集来的情报
中，一半以上来自“盟国”的情报机构，更确切地说，主要来自东德和捷克。1989
年前，苏联盟国的科技间谍活动组织不断扩大。1990年年初，东欧的一些对外情报
机构想讨好新任的政治“盟主”，便集中全部精力搜集西方那些能顺利地用于工业
现代化的科技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特说，克格勃在继续扩展行
动，“尤其是在美国。在这里，它们企图招募大量的懂得技术知识或能够搞到技术
情报的人员”。
在西欧，T 局从意大利成功地搞到了90年代初为北约研制的“卡特林”无线电
电子通讯的情报，甚至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西德程序设计员潜入五角大楼和其它科研、
军工电子系统的情报基地。90年代初，科技情报处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东亚地区，企
图渗透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科技情报，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作出了巨大
贡献，并使之更加巩固。正如埃内斯特·格尔涅尔所再三重复的那样，苏联打破一
党体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斯大林时期这种体制建立在恐怖和官方信仰的基础之上，
而对这种信仰很少有人怀疑过。赫鲁晓夫时期，那种恐怖消失了，官方信仰的人和
国教教徒都感到远离了斯大林主义的灾难，相对安全了，要知道在过去那种灾难能
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曾有一段短期的幻想热潮。但在安德罗
波夫时期，如同恐怖一样，对原有体制的信仰也消失殆尽。苏联文学家n ·巴特金
称这段时间是“灰色官僚”时期，即统治灰暗、平淡无奇、萧条停滞、行贿受贿、
官僚主义。
由于苏联领导人对周围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原有看法已经改变，因此，内部
体制变得衰败，而开始实施新的，最文明的对外政策。从斯大林的独裁到戈尔巴乔
夫时代开始这段时期内，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真正了解西方，他们的天才就在于善
于理解克格勃政治情报处提供的情报的深层含义，而这种含义由于情报处思想上的
局限性和对阴谋理论的热衷而变得令人费解。在同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他们用战术
上的狡滑、残酷无情，企图在一些小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和从外交官和情报机构了
解到的西方的一些弱点，来掩盖自己的无知。苏联建立了庞大的外交官、间谍、记
者和科学人员队伍，由他们去搜集大量的有关西方危机的情报，以帮助苏联实现世
界超级大国的美梦。但到头来却破坏了已经从内部开始腐朽的苏联政体。
苏联终于发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型的领袖人物，尽管他也有许
多传统的教条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正确观点。但他很清楚共产主义制度已入了歧途，
他准备采取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最有声望的顾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
科夫列夫，在他上台前是一位政治家，他1973—1983年10年间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
凭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很了解西方。雅科夫列夫的脑袋只是部分被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武装。他在克格勃与戈尔巴乔夫的多次会见中，对新思维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克格勃在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撤销并锁人档案柜以后，也开始更加清醒地
一观察周围的一切。
1987年，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
他利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10 周年纪念日，重提关于西方情报机构（其中包括
托洛茨基主义）阴谋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渗透的旧理论，“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
潜力和苏联哲学仍是一些特别机构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搞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
……因此，它们不仅致力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而且企图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和共产党的政策，竭尽全力阻碍苏维埃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为
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多次兜售他们那些腐朽的理论，经常从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
机会主义学派的仓库中，搬出些陈词滥调作为论据”。遭到切布里科夫攻击的帝国
主义情报机构的“意识形态破坏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们试图“破坏党和人民
这一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第二种是传播“民族主义
病毒”，这种“民族主义”，“不久前已导致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
出现挑衅性袭击”。切布里科夫自己也完全有可能相信这种胡言乱语，这使戈尔巴
乔夫感到难堪。1987年前，切布里科夫同善于随机应变的克留奇科夫非常亲近，他
曾劝说后者稍微压制一下传统的阴谋理论，以适合新思维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甚至
迈出了破天荒的一步，1987年12月，他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
这次访问将签署中短程导弹条约——第一个限制超级大国核军备的法律性文件。克
留奇科夫按照惯例，并没有大肆炫耀自己的华盛顿之行。但在此之前，苏联首液从
未带着第一总局领导人一起访问西方。
1989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热情地评论克格勃和第一总局领导人“在我们社会发
展的新阶段和民主进程混乱的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工作”。这之前，担任克格勃主
席的切布里科夫已感到自己的时日将至，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了他的职务。
切布里科夫在不得不把克格勃主席的位置让给克留奇科夫前11个月的时候成为政治
局委员。任命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担任克格勃主席（以前从未发生类似情况）。
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总局威望和克格勃重要性提高的最好证明。
克留奇科夫在外交部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题为《对世界的客观看法》的告别演说。
发言中新旧思维以奇怪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克留奇科夫的这次发言证明，第一总局
自核导弹攻击间谍战5 年来对西方的看法已有巨大改变。总之，他的讲话比较乐观。
他特别强调，消除和“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已最终成为“完全可以达到”
的目标。苏联的国际形象随着改革也已改变：“敌人的形象以及苏联被看作极权主
义和半文明社会的形象都正在被洗刷，我们在思想意识和政治方面的论敌，正在承
认我们改革的深度和它对国际政治的积极影响。”克留奇科夫说：“我们很难划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社会政治阶层，同具体地区或国家富有特色的政治力量派别之
间的区别。客观地讲，至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不客观，还没有摆脱刻板的论调和
陈规旧矩，所有说我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