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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总部仍然放心不下。 第一总局第十一处（社会主义国家处） 在详细分析了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得出结论：古斯塔夫、胡萨克和总统柳德维克·斯沃博
达当时的讲话同他们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承诺似乎关系不大。197O年1 月，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他是保住了自己职务的最隐蔽的杜
布切克支持者。莫斯科本想让瓦西里·比利亚克或反动至极的阿洛伊斯·因德拉接
替胡萨克作第一书记，但这两人都缺乏群众基础，任用他们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铁托、纳吉、毛泽东、霍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相继“变节”，1968
年杜布切克（“我们的萨沙”）也步他们后尘背叛，这促使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总
部对东欧各国形成了顽固的偏见。70年代前总部就将东欧领导人分为五类：第一类
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第二类是“修正主
义者”，他们对西方暗送秋波；第三类是“未知数”，他们一方面对苏联的制度毕
恭毕敬，另一方面又同西方“调情”；第四类是亲苏联的，但显得软弱无力；最后
一类既亲苏又强硬，但在国内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期间，戈
尔季耶夫斯基也曾在总部及克格勃间谍局中听到过一些人一时冲动口吐真言，他们
承认，“反正这些国家早晚也将染上反苏情绪，变成一些政治上不可靠但要价很高
的盟国。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同它们中的大多数彻底分手为好”。但在勃列日涅夫
时期，即使是那些暗暗支持这一政策的人也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然而苏联在东欧的
失意最终还是成了迫使克里姆林宫1989年放弃于1968年形成的“勃列日涅夫理论”
的原因之一。
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最大的一
块心病。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出了几千名苏联顾问，克格勃的顾问们也撤了回
来，只有一个不大的间谍机构留在了北京。在随后的几年里，外交部和克格勃的中
国问题专家都迫不急待地想调动工作，他们认为如果别人继续把他们当成中国问题
专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开始，中苏之间的一些小冲突是通过第三国的。莫斯
科痛骂阿尔巴尼亚的教条主义者，而北京则指责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后来，1964
年正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之时，两国矛盾公开化。虽然大多数共产党国家
都站在亲苏的立场上，亚洲很多党还是起来支持中国。60年代中期，在克格勃看来
中国已成为棘手的问题，那些早已放弃中国事务的专家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专业。
克格勃又招集了大量新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北京也成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机构。
对克格勃来说，在中国搜集情报变得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复杂、危险。
破译的外交电讯稿并没有使人对革命的进程有充分的了解。在中国的公职人员中收
买间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他们联系非常少而且受到严密监视。由于“红卫
兵”的监视狂和异己恐惧症使得外交人员也很难在北京移动半步。那些拥有外国图
书的人被迫跪在地上，以表示悔过自新，而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的人则被投入监狱。
后来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中国承认：“掌握外语或过去曾在外国定居，这都会成为
此人是该国秘密间谍的证据。”苏联使馆被围住，通往使馆的路改名为“反修胡同”。
从中国直接送往莫斯科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蒙古血统和中亚血统的克格勃人员
搞到的，他们穿上当地的衣服会完全被当成是中国人。他们藏在外交官汽车的后车
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被从使馆中拉出来，在一处没人的地方下车。然后混人成群
的中国人当中，在挂满标语的城里闲逛，阅读当天的“大字报”、买一些刊载着上
海、重庆和新疆新闻的“小报”。还有更多的克格勃间谍（大部分也是蒙古和中亚
人）是从阿拉木图、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基地越过边境进人中国的，但这
些间谍中谁也不能提供中国高层制定政策的情况。
克格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设法搞到的情报为数不多，但也可勾勒出中国的基本
情形，这个国家正逐渐陷入混乱的深渊。
上了些年纪的中国工人，有时羞于将自己谈论地主和全国形势问题的大字报公
诸于众任人评说。因为在中国书法艺术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他们常常把
纸墨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一边盯着白纸，有人围上来后，他们就语无伦次讲起地方
大事来。但大多数大字报都涉及了全国性重大问题。1967年底开始出现攻击国家元
首刘少奇的大字报。第二年他被投进监狱，之后先后有22000 多人因同情他而被捕。
刘少奇曾在一次表彰劳动突击手的会议上祝贺一位清洁工人，并同他拍了照。后来
此人被挂牌游街示众。百般凌辱，直到发疯。
还出现了鼓动人们活活烧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但这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
了。依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的原则，红卫兵把刘少奇的一个儿
子扔到了火车轮下。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的
2 号人物，被迫下乡劳动，但他活了下来。在物理系念书的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
被从北京大学二楼窗口扔了下来，造成他的下肢瘫痪。
莫斯科总部最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图尔恰克将军
1976… 1981年在北京是间谍头目。他曾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文革”期间克格勃
为克里姆林宫提供的情报比外交部要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总部收到
了大量有关混乱和武斗的情报，这些来自克格勃情报机构和无法接近党内高级官员
的间谍提供的情报，使总部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一总局预言说，毛泽东的学说会发展成“侵略性的亚洲独裁统治”，并企图
收回19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划归沙俄的大片领士。
1969年3月8日，发生在中亚和珍宝岛的边境磨擦证明克格勃的预言是正确的，
预示着中苏间更大的冲突。特别使人担忧的是几年以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0亿，而且
这个国家有足以摧毁莫斯科的核武器。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过，核战争
不见得就是坏事。甚至世界上一半人口死去，另一半也会活下来，而帝国主义将从
地球上消失。1969年9 月，中国在新疆搞了两次核材验，莫斯科通过卫星得知中国
正在建造自己的人造卫星（1970年第一颗卫星成功升空）。
1969年秋，事态发生急剧变化，同克格勃有联系的记者维克托·路易（他便是
维塔利·叶夫根尼·路易），在一些为西方报刊写的文章中暗示，苏联正在研究是
否在中国拥有核导弹威胁苏联以前，对它进行核打击以示警告。与此同时克格勃的
间谍机关也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散布这类传闻。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即便是克格勃负
责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当时也不敢肯定，这是恐吓中国人的“积极行动”的一部分，
还是要警告西方，苏联总参谋部正在郑重其事地研究这种可能性。事后可以说，这
些措施的确是第一总局A 处的一次“积极行动”。而这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摆脱“文
革”的混乱，这些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使中国恢复了为解决边境冲突的会谈。但这
种压力最终起了相反的作用，害怕苏联实施该打击似乎成为中国同美国开始秘密会
谈的原因之一。谈判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宣告结束。
70年代初，总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是否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就像
过去美国一样。最后决定，克格勃对中国的正式叫法是“基本对手”。而“主要对
手”仍是美国。由于对中国的政策缺乏确切的了解，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收到的有
关中国的报告数量最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格勃为
止。
60年代，克里姆林宫失去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北京和布
拉格。但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在第三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之得到了补偿。苏联
外交的最大成就在中东。战后英法势力的瓦解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而美国由于对
以色列具有某些义务又无法插足。1954年；纳赛尔在埃及掌权使苏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