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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他转赴江西。八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的队伍，担任了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与朱德等人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区，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一九二八年一月，他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任师党代表。同年四月，他和朱德率部到了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区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说老实话，那时他对毛泽东并不服气，公开说：“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农民而已。他那两下子只配抄抄写写。”他和朱德等人几次反对毛泽东，把他赶出了军队，还和一些人主张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对此，江青从来就对他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但是，陈毅对他的错误从来不隐讳，他多次讲：“我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讲这个话我也是很沉痛的。当我犯‘左’的错误时，打击了许多好同志。当我犯右的错误时，就给革命带来了损失。我现在两边的话都要听，有人说我和稀泥。这句话说到了本质。列宁说：‘革命的妥协需要，改良的妥协反对。’我就是和稀泥，我就敢于和稀泥，人民内部矛盾嘛，我不和稀泥怎么办？”
遗憾的是，陈毅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当作他当初参加的那场运动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从中央各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北京各高等院校领导运动时，陈毅积极支持，从部里派了工作组去外交学院等单位搞运动。他当时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越南的报纸刊登了毛主席的像，坦桑尼亚报纸都有介绍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文章，标题是‘毛主席是活的列宁’，副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世界人民赞扬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伊拉克人民歌颂毛主席是大救星。我们带出国外的毛主席像章，不要散发就被外国朋友们抢光了。美帝苏修很害怕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害怕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我们没有拿枪，他们就怕这个。我们这里也有害怕文化大革命的，我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就敢字当头，我就不怕，跟毛主席远了，我就害怕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少数人反对，多数人拥护，这是新形势，新特点。”
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针对着刘少奇的，但除了江青和极少数的人外，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就违刘少奇本人也是蒙在鼓里的。他们都把这场大革命作为整他们对手的一种手段，都不遗余力地登台表演。
那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异口同声唱赞歌，现在却把一切错误归于我，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她对当时的历史记得一清二楚：
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主张“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反党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和斗争，也可以戴帽。”批示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着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同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大字报，刘少奇立即对师大附中的工作组发出指示：“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是一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右派，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你们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把他们的后台挖出来。”
第二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工作组的名义来到清华大学，亲自发动了反对蒯大富的斗争，把近八百多学生和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六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再次指示师大附中的工作组：“你们要敢于碰硬，要追查反工作组的后台，对那些反动言论，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他们？他们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
从七月八日到七月十二日，刘少奇几次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听取汇报，他反复强调：“对一切极右派，只有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有出路。不管他是学生还是教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这是毫无异议的。”
为此，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份《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革命运动汇报要点》，提出：“运动以来，一小撮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他们提出要夺工作组的权。我们遵照少奇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除干扰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斗争，使运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
那天，刘少奇问周恩来：“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搞怎么样？”
“我看可以，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们的运动不会有大的错误。”
仅仅几天后，即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口，毛泽东视察南方后回到北京。当天，他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说：“你们派工作组的办法是错误的，整个运动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工作组一不斗黑帮，二不批走资派，而是专整学生和左派，那还不是搞鬼吗？”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中央局书记们的时候，再次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办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我看学校的斗批改主要靠学生们和他们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他对周恩来说：“你给中央文革小组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下去搞调查研究。看看工作组究竟搞了一些什么。”
周恩来点点头：“我也觉得依靠派工作组的办法不是一个好办法。”
此后，毛泽东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四次到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和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了解情况。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江青两次召开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她公开说：“我们认为工作组不是革命的，要革命的眼我们走，不革命的请走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听了两次辩论会的录音，微笑着对周恩来说：“我看这下把盖子揭开了呀，揭开比不揭开好，我就是喜欢公开的搞，不要偷偷摸摸的嘛。”
七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工作？我认为派工作组的办法还是可以的。大多数的工作组还是好的，问题是有的方法不对，不能够一笔抹煞嘛。党的领导总是得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呀。”邓小平也说：“我看，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的撤换的办法。”
“恩来，你看呢？”毛泽东问周恩来。
周恩来说：“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果断地说：“工作组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绊脚石，统统踢开之。所有的工作组，一律回到原单位去，一个也不要。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倒是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见势不妙，立即对在师大女附中的女儿布置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会主动，也使你们的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了。”在他的布置下，许多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私下指定了自己的人把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