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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1973年在十大主席台
从毛泽东逝世以后，历史老人像迈开了大步，几乎是一天一个样地向前奔跑着。
历史的车轮伴随着巨大的回响和震动，滚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那天，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对华国锋说：“现在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作法律处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应该审判他们，这对进一步团结全党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很重要的意义啊。剑英也是这个意见。”
华国锋早在去年，就听到了这方面的反映，只是考虑到党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方面的先例，他一直没有采取配合性的措施。现在邓小平既然再次提出，他决定给予响应和支持。就说：“那就提交有关方面研究吧。”
驾驭中央早已轻车熟路的邓小平。微微一笑：“我看还是由人大提方案吧。”
人大很快作出决定，成立特别法庭来审判江青和林彪两案。
此刻，日夜处在企盼和煎熬中的江青，已经在监牢中度过了三个春秋。
江青一直自信，审判她除了给华国锋、邓小平们带来尴尬外，不会有任何的益处。是的，两案专案组的人们在审理他们的罪行时，派了最好的审判员。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感到最头疼的问题就是许多的材料上都有周恩来的批示和签名。当然，这些东西现在都打上了“绝密”的字样。
“问题搞得太复杂了，公布出去会造成混乱的。”有人说。
李先念摇摇头：“你们真是没有头脑，有些东西本该销毁的，不该存档。如果破坏了这次审判林彪和‘四人帮’的工作，造成将来的历史被动，你们都该打屁股。”
江青在回答预审人员的问题时，也很潇洒：“我什么也没有决定，那都是党中央的决策，有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批示，你们可以作笔迹和指纹鉴定。这种鉴定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它们的证据会很多的。我要求你们给我取出我需要的证据来。”
当然，专案组的人不会给她找什么有利她的证据。他们不会把那些对她有利的材料继续留存下来的，那些东西会给历史造成理不清的麻烦。他们按照有关领导的指示把许多的东西都销毁了，有些退给了本人。他们认为，这是对的，传播出去则是泄密。
江青虽然不知道这些，但她坚信她的估计和判断。
她感到可笑的是，华国锋竟然敢于出版了连党内的中间派都有些担心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公布了毛泽东的若干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文件，这意味着他将越来越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政治危机之中。因为第五卷中的文章来自建国后，这正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开始酝酿和形成的时候。她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将会对华国锋、邓小平们造成极大的不利和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胜利和他们的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定，她没有想到邓小平的复出，将会公开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挑战，随着时间的发展，邓小平的一系列主张日益被多数人所接受，动摇曾经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指导方针的那些说法。邓小平的威望在全党事实上动摇了毛泽东的根基。这些，不但使全国全世界大吃一惊，也从这次审判上对她造成极大的不利。
江青凭着政治家的敏锐和感觉。意识到中国今后的命运渐渐会落到邓小平的手里或者是他那一帮追随者手里。她对看守人员说：“你们看着吧，很快‘英明领袖’的桂冠就会落在邓小平的头上，华国锋不过是个过客。”
也许只有江青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体会到毛泽东晚年的意图和打算：他是想让华国锋作第二个周恩来的，让他来完成自己百年后的历史转变。江青很奇怪：为什么人们看不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一直树立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是把他们作为自己理论的继承者和解释者来培养和看待的。华国锋这么搞，实际上只能说明他是地地道道的毛泽东的叛徒。
对于习惯了常规走路的人来说，他们的确是越来越跟不上了。怎么搞的，中国是不是在走回头路？有的人早就咬牙切齿地说：看来中国的确是资本主义复辟了！
就连华国锋，对中央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方案也并不是都拥护的，但迫于形势和压力，这个身兼数职的党政一把手，此时此刻经常自打嘴巴，朝三暮四，不停地变来变去。连一直紧跟他的汪东兴也觉得，此人越来越靠不住了。
“华主席，这样下去不行呀，中央到底是谁说了算，应该有明确的规定，不然要大权旁落了。”汪东兴说。
华国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还是尊重他们的意见吧，反正他们都老了。”
江青通过报纸，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央的动向。她能够从一系列的政策变化中看到端倪。如果说，邓小平不站出来，江青还对华国锋抱有某种希望的话，那么，邓小平的复出便彻底粉碎了她的企望。“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啊。”她这样对看守人员说。“杀头不过是碗大的疤，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能有好日子过。这种结局，我是有准备的。”
她自己已经作好了走向审判台的打算。“我希望我能和群众见面，就怕他们不敢这样做。秘密审判就没有意思了。我估计他们会对我来个秘密判决。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不会向他们投降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们给我拿来我的马列的书籍，我要学习。我要从马列的书里找答案。”江青对有关人员这样讲。“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问题上我决不妥协。”
她开始阅读列宁的《怎么办？》。她注意到里面的一句话：
列宁在谈到俄国组织工作中的问题时，批判了那种革命人才缺少的说法，指山：“不，社会提拔出来的能够‘做事’的人才实在很多，但我们却不着于尽量地利用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机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示：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虽然还没有为一切人所意识到，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分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并且落后于一切人民阶层中的一般民主运动的增长。”
作为系统地回顾文化大革命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江青自己也认为，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了。列宁的这段话，从组织上讲，可以说也是他们这次失败的一个教训。
现在，她才真正认识到：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凭后台和感情想持久地掌好权或者仅仅依靠什么演员、美术师是不能够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的，关键时刻还得靠军队和政治家。自己在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是一个用错人的问题。她又想起毛泽东和她谈的一次话：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刚刚被粉碎，毛泽东深沉地对她说：
“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都不要，那还不垮台吗？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能够定国。在这个方面，你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毛泽东说，“林彪是搞小圈子的人，我看你也是个搞小圈子的人，你不能一天只是和那几个唱戏的、唱歌的搞在一起，当然他们不可缺少，但更重要的是要和政治家、军事家们在一起。政治家不懂军事就不叫政治家。你顶多算半个政治家，你再不议政、议军那就要把你从政治家的行列中清除出去了。民国时期，有个叫吴禄贞的人，是湖北云梦人，字缓卿。他十六岁即入伍为工程兵，后在湖北武备学堂接受德式、日式军事训练。十八岁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回国后历任清军练兵处监督、帮办廷吉边务、新建陆军第六镇统制，期间他利用这些地位和职务宣传革命，积极图谋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西起义军打死巡抚陆钟绮，成立革命军政府，宣布山西独立。清政府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