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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听了，百感交集，只是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等人说：“让他们上一上天安门，造反派就知道我会是保他们的，喊了几个月打倒，把他们还是打到天安门城楼上了。”说完，他自己哈哈大笑，其余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十点整，乐队高奏《东方红》。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从城楼的休息大厅出来，出现在观礼台上。
顿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口号和欢呼声震动云霄，响彻大地。连谢胡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副主席黄文欢都激动地说：“毛主席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只有中国才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后，国歌高奏，礼炮齐鸣。
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八周年。在这个光辉的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央军委，代表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切都是预料中的。当林彪拖着拉长的声调讲话的时候，江青走到周恩来身边说：“春桥、文元都赶回上海参加那里的纪念活动了，明天见报时把这一点讲清楚免得被坏人钻了空子。”
周恩来说：“这些大家都知道，明天的报纸突出上海就是了。”
这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了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上的特殊的关系。
“……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吓破了胆的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大革命会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乱。事实同这些老爷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我们的工业生产胜利的捷报，正在不断地传来。我们的农业获得了连续六年的好收成。我们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我国氢弹爆炸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青年，大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锻炼了干部，锻炼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陈毅戴着他那副特有的墨镜，嘴角流露出讥讽的微笑，不时地摇头。那些老右们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在表面上一个个都装出一副谦恭驯服的样子，一股劲地大唱赞歌。
叶剑英就说：“没有江青同志，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虽然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还有看法，但对江青同志是坚决拥护的。武汉事件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举国上下掀起了声讨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在全国各地代理人的新高潮。毛主席革命路线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加速了河南和湖南等地问题的解决。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我这个人一般是不大讲形势大好的，现在我要讲，形势就是大好，而且会越来越好。”
江青对陈伯达说：“警惕有人用吹、捧、哄的方式来麻痹我们的斗志。”
陈伯达后来把江青的话告诉了叶剑英，叶剑英很恼火地说：“我是怎么都不对了，干脆我今后不讲话了，让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江青真难伺候。”
陈伯达说：“君子不记细胡。你怎么能和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呢？我从来就是把江青当作一个一般的女人看待的。”但事后，他又把叶剑英的话告诉了江青。
最后，江青和叶剑英都知道了陈伯达的这一手。
林彪讲话以后，时间是十点二十分，谢富治宣布游行开始。
在毛泽东的巨大全身塑像的引导下，五十万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接受了毛泽东、林彪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
陈毅走到周恩来的身边，说：“总理啊，今天不上天安门的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打倒了？”
去年的国庆节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都上了城楼，今年有相当一部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受到邀请，这就标志着他们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了。全国的政治观察家们大多是以这些象征性的举动来判断中央的态度的。周恩来瞪了陈毅一眼，没有说话。
相反，毛泽东在观礼台上倒是谈笑风生，他对林彪说：“我估计今年的国庆，是全世界的各种力量都关注的中心。他们通过今天的纪念活动来看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就让他们看看吧，他们关心的那几个人消失了。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站在周恩来身边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有意地靠到周恩来身边，关心地问道：“刘少奇的问题怎么办？他还是国家主席啊！要不要人大常委会作个什么决定，也好向人民交待嘛。”
周恩来说：“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暂时不经过人大常委会。党中央正在对他的问题进行审查，等审查完后会向宋主席汇报的。”
毛泽东似乎也听见宋庆龄和周恩来的谈话，冲着他们笑了笑说：“我们这个党，是多灾多难啊，大家都要斗一斗。我的许多话，刘少奇不听，还有一些人也不听。刘邓陶这些人，可能保不住了。我是想保一、两个，但是党内的大多数党员不答应，我也没办法啊。”
宋庆龄说：“我对刘少奇不了解，我相信党中央会对他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毛泽东说：“我也相信我们的中央，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前一段，刘少奇闹腾得很凶，谁也不在他的眼里，他想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改造我们这个党啊。”
“经过这场大革命，我们的党会整顿得更好。”周恩来说，“请宋主席看罢，明年的国庆将又是一个崭新的面貌。革命嘛，总是会有一些超出常规的做法的，如果死守一些法律的条文，对革命派并没有什么好处，我想宋主席是会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的。”
在和宋庆龄谈话的时候，江青也凑了过来，拉着宋庆龄的手说：“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叫作‘第二次革命’，用主席的话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这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就有所不同了。革命是不能够用固定的框框和格式来作规定的。如果那样，人们群众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就不会有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解放以来就开始尝试这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包括前几年的‘四清’在内。但是不行，那种办法触动不了上层的走资派的权力。像刘少奇这样的人，他的问题太多了。随着今后运动的深入，还会有惊心动魄的材料被揭发出来的。如果正常地按条文办，就不是我们要整走资派的问题，而是走资派要来整人民。这一点，刘少奇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也可以看出来了。毛主席为此事想了很久，动了不少脑筋，最后，才找到了这条办法，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用人民群众来攻倒党内的走资派。”
这番话，使宋庆龄大开眼界。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这么说来，我们的宪法可以作废了。”
“不，并不意味着这样。”毛泽东接过江青的话，进一步给这位国家副主席解释道：“我们发动群众并没有违背宪法。宪法就规定了人民群众有结社和游行的自由。这种民主是宪法给的，是刘少奇害怕人民的这种民主。所以，才有了他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我们批评了。法律赋予人民有随时撤换不合格的领导人的自由，我们就是要运用这种自由，我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了人民的自由。现在刘少奇要向我们要自由，恐怕人民就不会给他了吧，要不，还讲无产阶级专政干什么？”
周恩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因为刘少奇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们是按照党的纪律来先处理的。主席已经讲过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就会有分晓了。一年发动，二年见分晓，三年收尾嘛。”
江青对陈伯达和起来起草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的姚文元说：“新年的社论一定要写好，总理对这篇社论是会很注意的，他要从里面寻找今后的根据。”
是的，当一九六八年元旦到来时，周恩来最为注意的是这天的社论。
他当然知道，毛泽东从领导中国革命开始，就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他很善于利用报纸来宣传他的主张。毛泽东最初的理想就是主办一份报纸或一本杂志。他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后，还是念念不忘办报纸。也正因如此，他对一些写一手漂亮文章的笔杆子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厚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