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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也没有对他们的话表示什么态度，好像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他说了些什么。陈伯达相信，只有周恩来才是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当初，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话时说了这么一句：“刘少奇动不动就把王光美搬出来替他宣传什么。其实，王光美算什么，江青要比她强得多。江青早年参加革命时，就一直搞文艺工作，她领导文化革命是有其发言权的。”陈伯达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马上表态：“不错，江青同志在文化工作上是内行，政治上也是很成熟的，她作为文艺革命的主将一定能够胜任。”
他们当时都没有预料到，眼前这场文化大革命会演变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大革命。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发动向一个人的进攻是善于选择时机和打开突破口的。有时候，一部电影、一篇文章、一本小说都可能成为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导火索。
那是一九五一年初，江青找他汇报说：“现在有一部电影叫《武训传》，是极端反动的影片，要在全国进行批判，有的人起码要检查。”周恩来此时还不了解江青的特点，就问：“有必要吗？”江青说：“为什么我们有的领导人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不感兴趣，却对一个地主阶级的奴才如此歌颂呢？这里有一个立场问题，对人民的态度问题。”周恩来还是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只是简单地应付了一下，同意她下去调查。
结果，毛泽东亲自写了《应当重视电影的讨论》的社论，指出“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社论特别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些话，都是令人感到石破天惊的语言。
周恩来知道。早在一九五〇年四月，毛泽东就通过江青向他转达说：“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到了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又说：“《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同年十月十六日，他又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
当时，周恩来曾经把毛泽东的这些话向刘少奇传达过，刘少奇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对这些事最好不要多插手，听其自然也就是了，我从来还没有听说一出戏和一部电影能够使一个国家灭亡的，这事是主席听从他的老婆多了无事生非而已。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那么好，总是想找他们一些把柄。我看我们还是都不要小题大做，否则，对党的工作不利。”
这话，周恩来始终没有跟毛泽东讲过。
后来，江青又对他说：“文化部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而对其他的一些什么人的话却是奉若神明，这是不正常的。如果要从历史上看，他们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当时，江青担任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是，没有多少人把她的话当回事来看待。她只能处处搬出毛泽东来。她对胡乔木、陆定一等人说：“你们拍《清宫秘史》这样的电影为什么不向中央请示啊？这部影片有问题，起码要作一定的批判。”
“请示谁？”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请示了有关的领导同志。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呢？总不能拍一部片子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胡乔木也说：“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江青到此，一见无法再说什么了，只得来找周恩来。
周恩来耐心地向她作了解释，但就是没有向她说明此事是由于刘少奇的原因。事实证明，毛泽东对一切不听话的人，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指示：“文艺部门、戏曲、电影方面也要抓一个推陈出新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鬟。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如水袖等等。推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按这个样子，二十年后就没有人看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
周恩来带着周扬去找刘少奇，研究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说：“主席的这些话不能作为指示来看待，只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戏曲和艺术，不能搞行政命令似的领导。我们的领导很多，你说一句，他说一句，人家到底听不听？这样一来，文艺工作就没法子搞了。”
周扬很赞成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得对，是内行的话。”
周恩来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把这事再拖下来。
毛泽东的态度逐步地变得更加强硬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又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半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再次批示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同年，毛泽东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是资产阶级！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催促下，文化部搞了一个《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道：“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江青对周恩来说：“主席认为周扬他们这么搞一下，只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周扬可狡猾呢。当年鲁迅和他们斗争的时候，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讲：周扬一伙‘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拨弄是非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唯以嗡嗡营营为能事。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是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到了现在，他们还是玩弄的这种手段。”
“江青同志，不要想得那么多，也许事情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总理呀，这可不是我的看法，主席也是这么讲的。”江青似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同周扬一些人的斗争可是由来已久了。他们本身就是王明一伙的人，而且丝毫没有改过。早在一九三五年，周扬和夏衍等人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策划解散上海的‘左联’时，鲁迅就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周扬自己说他们‘大胆地提出了解散文总及其所属团体的主张’，夏衍通过住在上海的美国作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