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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的路，同样是这个下场。”
她当然没想到，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自己就被华国锋逮捕，送进了囚笼，真应了张春桥所说的那句“身后不利”的话。当时她还幻想这只是暂时的局面，目前看来这种盼望很可能要破灭了。特别是邓小平让华国锋解放出来后，这只“归山虎”，几乎得到了全国上下曾在各个运动中受过批、挨过斗的所有被打倒的那股势力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这种后果，可是她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江青有时想起这件事，就归咎于此。尽管她自己也不是那么相信这一点，但是闲极无聊的时候，这种念头不住地浮现出来。迷信也好，唯心论也罢，反正事实就是如此。一位哲人说过：“神鬼之事，信则有，不信则无，不必强求。”江青也只好作罢。
她记得毛泽东刚刚和她结婚的时候，就对她说：“我们俩，今后谁也不要离开谁，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了。我和开慧、子珍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不会永远的，只是暂时的夫妻。自从和你认识后，我就感觉到我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离不开你了。”她当时多少有点撒娇地让毛泽东发誓，毛泽东果然当着她的面发了誓。
这一切，恍惚还在眼前。
一九四三年底，延安评剧院排演了一出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还没上演，胡乔木就对剧团说：“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像延安再没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彭真看了排练，也说：“我同意胡乔木和齐燕铭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这出戏的编剧找到江青，反映了这个情况，江青很关心这件事，马上去剧院看了戏。她很高兴地说：“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帮你们修改一下吧。”
江青把剧本拿回来后，作了许多的修改，然后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果然像江青所说，对这个戏的主题很感兴趣，不但看了剧本，而且也动手修改了剧本。延安评剧院根据新的剧本重新作了排演，彭真、胡乔木等人看了还是不同意演。毛泽东火了，说：“他们懂得个屁！舞台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情。如果演戏变成了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毛泽东看了延安评剧院的《逼上梁山》后，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深夜亲自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让江青整整齐齐抄出来，交给剧院的领导和编剧等人。
毛泽东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江青对毛泽东的这封信的内容是当成一件大事来对待的，她不容任何人对毛泽东的指示或思想有任何的违背或不同的表示，因而引发了许许多多的所谓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件。
就以《逼上梁山》为例，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接见样板戏剧团的时候，多次说：“大家应当反复学习毛主席给延安平剧院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指明了戏剧革命的方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件。但是，自从毛主席发出关于《逼上梁山》的指示后，围绕着这个剧目，一直进行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周扬、胡乔木、齐燕铭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企图扼杀《逼上梁山》。他们始则篡改毛主席亲自审阅的剧本；继而封锁毛主席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指示；然后打击、迫害《逼上梁山》的执笔人；又借批判‘反历史主义’来破坏《逼上梁山》的名声；他们还一再要在剧目中把‘逼上梁山’砍掉；最后还发展到策划公开批判《逼上梁山》，说这出戏是‘漏网之鱼’。他们这样干，就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为了扼杀戏剧改革运动，就是为了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霸占我们的戏剧舞台，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造舆论。”
一位历史的观察家对此说：“本来是一件小事，放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就变成了整倒对手的武器，这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悲剧。”江青听到汇报后，不屑一顾地说：“他们说的是屁话，根本不懂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实质。本来已经分清的是非，让有些人随着把那批老人解放出来，又搞糊涂了。解放干部并不是说我们错了，而是让他们在实践中继续改正错误，给他们一条出路。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究竟谁应该负这个责？”
当时，没有任何人回答她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该由她自己来思考这些事情了。
一次，江青当着监管人员的面，打开《毛泽东选集》的封面，对着毛泽东的相片说：“现在没有多少人执行你的指示了，只有我还和你在一起，我永远是和你在一起的。历史真会和人开玩笑，当年的成千成万的人都像在演戏一样，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一个都不见了。只有我是始终如一的。这是革命的气节，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在和专案组打交道的时候，江青提起了战争年代的往事，总是滔滔不绝，收不住尾：
“你们不是说中央文革小组在迫害彭德怀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彭德怀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开始批判他了。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之前，中央召开了华北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集中力量批评和解决彭德怀在华北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彭德怀对此是怀恨在心的，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还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十五天还不行吗？’这说明他的目的是不纯的，是要报复的。延安整风以后，中央决定不让彭德怀再回前线工作，但是还让他当党中央军委参谋长，他对党中央的决定同样是不满的，对工作消极怠工。有一次人们说他吃胖了，他说：‘坐在延安，像猪一样地吃，怎么能不胖！’实际上，他是在含沙射影地骂人。他决不是在骂他自己。”
“你不要讲那么多题外的话，还是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主体讲一讲你的问题和错误，难道你就一点错误也没有吗？我们听了还是这么多的话，就是听不到你作一点点的自我批评。”
“现在还不是我作自我批评的时候。”江青说：“假如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可能会作自我批评，假如我还没有被捕，我也可能会作自我批评。或者说，你们还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还会作自我批评。今天，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们已经把我当作敌人来看待，我同样认为华国锋等人已经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再作自我批评，已经是多余的了。我除了为真理辩护，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辩护，再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你难道不知道党的政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吗？”
江青冷笑一声：“那是毛主席的政策，也只有毛主席会有那样的度量和勇气。你这个小人物不明事理，太书生气十足。你可以去问问老华、老邓，他们敢这样吗？他们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不剩地统统打下去，哪里还有什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一说。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你替他们吹牛，他们可不会听你的半句。他们从宽的是他们所包庇的那伙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请原谅我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因为这都是毛主席的东西，我当然要用。”
“你是不是就不考虑你出去继续工作了？”
江青吃惊地说：“我不知道是他们在骗你，还是你在欺骗我。我可是绝对不会上这种当的。可以说，他们的路线不改变，或者政局不发生变化，他们是绝对不会放我出去的。其道理很简单，他们害怕我，害怕真理，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怕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你们所说的这些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