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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绥说：“可我又能了解她的什么事情呢？我又不是她的同伙，她有什么事情从来不和我讲。我没有可揭发的呀。”
汪东兴说：“现在是人人都要揭，人人都要批，谁和她划不清界限谁就是她的一伙的。你们就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他们破坏毛主席的医疗，迫害主席的罪行，反正怎么说都行，但一定要有份量。”
紧接着，中央办公厅就首先在中南海里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凡是和江青等人有过来往的，几乎都成了清查对象。医疗组经过几天的讨论和动员，一份揭发材料出来了：“我们愤怒揭发‘四人帮’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每次主席生病治病，江青都一再干扰破坏。一九七二年主席病重时江一再干扰说：‘主席没有病，医护人员谎报病情’，还说：‘医务人员都是反革命特务’，气得主席停止了一切治疗，延误治疗二十多天，造成对主席健康的严重损害。今年九月二日，主席病情加重，江青要去大寨，给主席写报告，主席未同意，第二次又报告，硬要主席同意。
“九月七日，主席的病已很危重，我们心情很沉重，而江青与医务人员每人握手，并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我们听了很气愤。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又硬再加上一座灯。江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执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使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她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谨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要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主席病重，张春桥值班守护时，很少进主席的房门，也很少过问主席的病情。有一次他值班时，主席病情突然变化，我们到处找不到他。一次医疗组在汇报主席的病情时，提出需要查血、打针，张春桥声色俱厉地说：‘不打针不查血，你们给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后来我们查了血打了针……”
这个材料签名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志绥。其他的十名医疗组成员也签了名字。
讨论中，政治局委员陈锡联问：“这个材料的情况准确吗？这可要向全党公开，一旦有假，我们都不好交账。如果我们把问题都推到江青他们头上，是否会影响我们自己呢？”
汪东兴满脸不高兴地说：“这个材料是所有的人员都签了字的，他们都是证明人嘛，这还能有假吗？实际上江青对主席早就没有感情了，主席和她分居已有好多年了，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华国锋显得有点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主席和她分居？是讨厌她吧。”
“兼而有之，”汪东兴说。“依我看，主席根本上就不喜欢她了。她和主席也没有什么感情，她认为阻碍她当党中央主席的第一人，就是毛主席。”
“说江青想当党中央主席，有没有根据？有没有证明人？说主席不喜欢江青，这有点勉强，为了说服全国人民，还是慎重一些好。”纪登奎也说，“这丝毫不影响给她定罪，不影响对她的处理。”
其实汪东兴非常了解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有多少。不错，江青是反对给毛泽东使用打针、查血和繁多的检查手续，但那不是出自江青本人的决定，而正是毛泽东自己的强烈要求。他多次和江青及毛远新等身边人员说：“你们不要相信医生的话，说我的身体如何如何，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有点咳嗽、气喘而已。”同时，他又给他们嘱咐：“我的身体状况要对外面的人一律保密，就是对政治局的人也不能全部公开，有的人是盼我死的，死得越快他们越高兴，我估计他们要在我死后会作文章的。我不想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时间。”
他早就和毛远新在谈话时说过：“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工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是一个总体。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先讲生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我对我的保健医生说：“我没病的时候你离得我远远的，你的话我也不是全信。你说得我心服了我才能口服。那个李志绥自以为医术还可以，但我问了他一些基本的问题，他还是一窍不通。他那个博士还是书本上的东西，我不会让他左右了我的。”
后来，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李志绥对你可是不忠诚，我多次见他和林彪的人勾勾搭搭，据三零五医院的人反映他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他们来往密切，说不定他就是林彪放在你这里的特务。”
毛泽东说：“不要这样说了，老换医生也不好。即使他过去是林彪的人，现在林彪已经死了。你再换上另一个还得重新熟悉我、检查我的身体，如果真有什么病，你能保证他就不会泄露出去，我看还是李志绥算了。他说的话，我们多找一些人核对就是了。不要让他单独地和我接触，不要让他直接动用药品和医疗设备，不给他留下机会就是了。这也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入之心不可无啊。”
这些话，汪东兴是清清楚楚的，只不过现在他是不能讲罢了。
很快，李志绥的揭发材料通过报刊的批判文章和看守人员的学习时的讨论，传到江青耳朵里。她气得咬牙切齿地说：“这是用谣言来杀人。对主席的病，我历来有我的看法，本来主席的身体很好，在林彪没死之前，连李志绥也说不出主席有什么病。就是主席在一九七二年偶然得了感冒，叫李志绥他们越治越严重，越治毛病越多。主席吃了他们的药，感觉很不好，难道不允许我怀疑吗？我好歹对医疗上的事还是有发言权的，幸亏主席没有全听他们的话，如果听了还说不定死得会更早。”
江青对其他的看守人员提起这事又说：“主席躺倒在床后，除了张玉凤同志会照顾外，其他的人都不是理想的。他们让主席躺在那里懒得给主席翻身，主席的身上都起了褥疮，不搽爽身粉能行吗？主席不能多动，是他们的理由，连主席多次提出想活动他们都想个法子拒绝，实际上是他们怕脏怕累。主席病倒后就数我去得多，他们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难道他们能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吗？”
提到她和毛泽东分居的事，江青说：“那是主席从大局出发，从工作出发，也是为了给全党树立一个大公无私的榜样而有意这样做的，不料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造谣的口实，他们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随着我参加中央工作的地位的变化，主席不愿意让人说我们是夫妻治国，所以我们分居，这是正大光明的事。主席为此专门和周恩来、林彪打过招呼。主席还对我们说过：‘刘少奇那里是王光美当他的办公室主任，一切都是老婆说了算；林彪也是步他的后尘，让叶群作他的办公室主任，连黄永胜他们请示林彪，都得经过他的老婆。我不学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我的秘书在我这里都是收收发发，不干预我的决策。江青同志也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她的话只代表她自己，我是我，她是她。我们各自有我们的观点嘛，你们不要把我们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主席对他和我的严格要求，反而成了这些无聊的人造谣诬蔑我的根据，岂不更证明他们的无耻和卑鄙吗？”
尽管江青滔滔不绝地为她自己作着辩护，连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