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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和毛主席讲过一次了。我再作一个声明：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是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庆施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他：‘你的意见如何？’他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当即将这种情况写了一封信报告陕北的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他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认识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经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见过他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汪东兴同志让我看见了他们搞的《反共启事》，我才知道。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摇摇头说：“你还是老一套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柯庆施同志已死，无法对证，你把责任完全推得一干二净，我看你是无法过关的。”
此时，周恩来已经从一些事件中看到了问题的端倪：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陶铸指令新华社在报刊上登发刘少奇的照片，说：“凡是政治局常委，都要在报纸上亮相。”为了突出邓小平，他指示别人对照片加工，把邓小平的头装到陈毅的身上。报纸出来以后，江青拍着桌子骂道：“好啊，为了保皇，发明了‘换头术’，把陈毅的脑袋去掉，换成了邓小平。好，这也说明陈毅不是他们的人。”
九月二十一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的死亡公告，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看了气愤地说：“正当群众起来揭发他的时候，陶铸这么干，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九月二十八日，经林彪批准，中央军委专门发出《重要指示》，指示说：“所有的同志，凡遇到了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了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向上级报告，敢于揭发，敢于斗争，都要自觉地、积极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个主要标准。自觉地、积极地、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最高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最大的失职。”
周恩来对叶剑英说：“这一个文件是最重要的武器，实际上是向一切反毛主席的人宣了战，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展开大斗争，我认为刘少奇绝对保不住了，就是他要下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毛主席和他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了。只是主席在讲究策略。”
“我们怎么办？”叶剑英装作漫不经心地样子问，其实他的内心十分紧张。“刘少奇一倒，邓小平也得跟着倒，他们两人分不开呀。”
“分不开就一块打倒，这是当前的主要斗争，不过时机的掌握要得当，还是听从毛主席的安排。”周恩来尽量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复杂而微妙的部分，他探身向叶剑英这边靠着说，好让后面的人们都听见。他知道现在随时都会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打报告。
叶剑英说：“十月二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别有用心的说：‘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么一说，我看他们的矛头就不仅仅是对着刘少奇的问题了，而是另有所指。他们还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流毒，才能贯彻无产阶级的十六条和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这些话，显然不是光指刘少奇。”
周恩来专心地和叶剑英交谈着，竭力地回忆着这段时间的重大事件。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及中央批示》，指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中央批示》完全同意这一紧急指示，并指出：这个指示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应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天，陈伯达和江青约周恩来来参加由首都三司发起的、有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志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在斗争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入。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看来是让江青出山了，是不是？”叶剑英问。
“是的，主席很信任她，”周恩来说：“她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只能是顺应潮流，为了保持革命的晚节，剑英同志，要忍耐啊！”
叶剑英头头点：“是的，我只能如此，总理，我要抽只烟。”当他一想到要用很大的精力去听一个女人的指示时就感到腻烦，因为他从来看不起她。
“行了，剑英。你现在不是在军队里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后再谈吧，不过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和军队的干部们打个招呼，你看跟谁讲比较合适？”
叶剑英提了一串军队干部的名字，他预言，如果毛泽东不采取主动的措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他明确地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认为他们就是刘少奇的死党，很可能要制造事件。
“反正我已经和林彪同志打了招呼。”叶剑英说：“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跟毛主席讲一讲。当然，我们不希望中国再出现新的混乱了。”他把这颗“炸弹”像随便扯家常似地抛了出来。
周恩来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沉思着。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叶剑英朝着窗口看了一下说，“毛主席也抛开了我们而行动，这样更可以打击刘少奇的力量。”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周恩来说：“完全可以用健康方面的原因嘛。”
叶剑英的脑袋耷拉着，下垂在两肩之间。周恩来仍然盯着他，说：“这件事我们不要再扩展了，我对主席指示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
叶剑英对周恩来的这种突然的表态大惑不解，但是他知道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后，便告辞了。
江青对周恩来对她的态度掌握得非常清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坚信周恩来是不会反对她的。也正因如此，她显得在他面前非常放肆，甚至公开和他大哭大闹。
现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