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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尚头上的脓疮，明摆着呢。”
江华看了看黄火青，黄火青似乎没有感觉到什么，全场的人都没有感觉到什么，所以继续让江青往下说：“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在文艺实践中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出现了许多的宣扬投降主义的东西。如夏衍、张庚等编写的《保卫卢沟桥》中，叫喊‘中华民国万岁！’甚至让农民向蒋军跪地求饶；田汉的《卢沟桥》把国民党军官称为‘老百姓的花’，大喊其万岁；阳翰笙在《两面人》里，借茶农之口把一个勾通日寇偷做茶叶买卖的汉奸，说成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平安菩萨’，于伶在五幕剧《夜光杯》里，把一个舞女郁丽利描写成侠骨柔情，行刺汉奸的巾帼英雄，多啦，这些问题说也说不完。纵观‘国防文学’，可以看出，周扬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着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路线，对党的文艺运动，从政治上到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大拍卖、大背叛、大投降。就是这样的人物，我在一定的会议上批判几句，怎么就成了诬陷？在你们的字典中，就是允许他们向党进攻，不允许我们进行反击。这是什么逻辑？什么王法？”
江华不住地看手腕上的手表，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江青身上，所有的人都看出江青的眼睛里隐藏着一股急切的报复的目光，所以，大家都静静地听她的答辩：“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把我这个要被杀的搞在一起，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来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取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的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不脱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江华看到江青这付咬牙切齿的面孔，心想幸亏这个女人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要是还在当初那个高位，她今天的这几句话；那还了得吗？这在这次法庭的调查中都可以看出来的。
江青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中共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故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们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是怎样地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曾汉周打断江青的发言，向她提出了警告：“被告人江青，你听着：你的辩护和发言，不能脱离起诉书指控拟定范围和内容。在这个范围里你有充分的发言权。如果你利用这个辩护的权力和机会，继续诬陷和诽谤他人，攻击党和政府，这就是新的犯罪。本庭将坚决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这点，我在这里再一次给你讲清楚。”
“我早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的，”江青热嘲冷讽地说：“法庭上允许我辩护，这是你们的法律上规定的，诉讼法还规定这个法律要保证无罪人不受到法律的追究，现在你们是把一个无罪的人要变成所谓的罪犯，这是对你们这个法律的极大讽刺。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这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又一次给人民描绘了一副血淋淋的远景画图。
江华和所有听到江青讲话的人都深思了：我们应该如何用法律的手段和所采取的措施粉碎江青的这个预言呢？这毕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遥远的将来。中国还能再走当年的老路吗？
江青等审判长警告完了后。继续发言。她才不管他们警告的那一套呢。她从来是按照她的语言和她的思维来决定对一切问题的态度的。她既然已把今天的一切都当作是反革命政变后对她的迫害，那她就无法向法庭缴械投降，何况她一提起“叛徒”二字来就咬牙切齿，仿佛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她用嘲弄法庭的语言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抄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迫害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象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攥在你们的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做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没想变成现实罢了。”
法庭又一次对她敲响了警铃。这是对她离题万里的一种警告。
江青洋洋不睬，就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一样。
“你们听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是我江某人给他们编造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