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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苏振华说：“据我了解，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唯恐他们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千方百计地掩盖他们的罪恶历史。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一伙相勾结，派人查找有关他们历史问题的材料，秘密转移销毁。他们还在上海、苏州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查抄知情人的家，收缴、销毁有关他们政治历史问题的各种材料。对了解他们历史情况的某些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私立专案，秘密逮捕，长期关押，残酷迫害，杀人灭口。”
倪志福盯着那位负责专案的报告人问：“你们有这方面的材料吗？”
“有！”那人端详了一下摆在桌上的那些纸张，略微寻找了一下，说：“原在江青处工作过的秘书和服务人员周金铭、杨银禄、刘玉庭、刘真、周淑英都分别写了材料和揭发。前四人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揭发中说：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恶历史，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偷偷地销毁她的历史罪证。每次销毁罪证材料时，都要把门紧紧关上，烧完了还要把纸灰捣碎。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有一次她抱着一堆材料，还有许多她自己保存的她在三十年代的照片，到十楼一个小房间去销毁。她让杨银禄同志去拿火柴，并作贼心虚的对杨说：‘这是一堆没有用的东西，他们整我的黑材料真是挖空心思啊！你去吧，我自己烧！’江青关上门，烧了一个多小时，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江青还经常对我们说：‘有人整我的黑材料，谁也整不出个名堂来。’江青自己保存五个保险柜，保险柜的锁匙她自己随身携带，从不离身，洗澡时都要带到浴室。一九六七年以来，她清理了五次，每次清理时她自己都要销毁一些材料。这个事实，也从侧面证明一个问题。”
陈锡联怔了一会，说：“我们也常常烧毁一些过时的但又不能流传出去的材料，每个领导人都可能有这种经历。江青烧的究竟是什么，都需要进一步查证。”
华国锋说：“肯定是罪证。如果对她有利，她早让拿出来展览了。江青我早把她看透了，她是一个恬不知耻地为自己大肆树碑立传的人。”
说到这里，他对着房间那头的一面镜子照了照，在镜子里他发现自己的眼睛直对着坐在自己这张长桌另一头的一个女记录员的眼睛。她正在吴桂贤耳边窃窃私语。吴德和纪登奎也咯咯地笑着说什么。华国锋轻轻地搔了一下脑袋。这些日子，他正蓄发，以便把他往日的小平头变为像毛泽东那样的背头。干政治家这一行，生就一副招人喜欢的样子是个有利条件。
这时，从他的背后传来了一位工作人员的声音：“这份材料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哦，这是周淑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写的揭发，她写道：大约在六八年或六九年时，有一次江青发疯似地大怒，说有人整她黑材料，并说已被她拿到手。她说：‘谁想整我，什么都别想抓住’。她把许多材料和照片都拿到十一楼楼上的一个房间全部销毁了。不许我们任何人进，烧的满屋子都是烟。江青为了掩盖其丑恶历史，私自销毁许多材料。周是江青的生活秘书嘛。”
汪东兴不动声色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中华牌香烟，但没有让给任何人。他对这段历史了解，而且有些材料是他亲自办的。
所谓黑材料，是戚本禹指示北京几个院校的红卫兵搜集来的有关江青在二十年代的材料，其中有她和俞启威的一些照片。俞启威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被捕后，关了不到一年就释放了。他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并和她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出狱后也一直在找她。他后来改名叫黄敬，一九三五年在北平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书记。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共冀中区和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平原分局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等职。一九四九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一九五二年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在广州病逝，活了四十七岁。戚本禹等人看到有关江青的这些材料后，曾当着江青的面说：“我要写江青同志的回忆录，她在三十年代的经历和入党的情形，就是一部最精彩的作品。”江青听后脸色大变，吼道：“好啊，你竟敢私自搜集老娘的材料，你胆子不小啊！”不久戚本禹被抓后，江青指使汪东兴去搜查了他的住处和办公地，收集到了那些材料。
汪东兴没有往下再想，也没有作解释。他抬了一下手，对负责专案材料的那个报告人说：“请你重点把有关江青掩盖她被捕那一段的材料给大家介绍一下。”显然，江青是否叛变已成为一个有着含蓄而炽烈吸引力的问题，大家都在关注着，以免听错。
“赵耀珊是一九三四年直接审讯江青的中统特务，也是江青自首叛变的重要人证。前面的材料已经说过，他就是所谓的‘黑大汉’，打过江青一记耳光。江青在和记者及一些场合的谈话中，也念念不忘地记着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指令饶漱石专案组查找赵耀珊的下落，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原中央专案二办饶漱石专案组给江青写了一个报告，说：‘关于黑大汉的情况，已查明：黑原名赵耀珊，又名赵立人、郑玉龙、老韩，安徽人。一九三二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捕，当即叛变，当了特务。解放后被我政府逮捕，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被处决。档案存上海市公安局或苏北劳改农场。与黑同时被捕的有省委交通叶蓁，又名李文碧、无锡阿妹，叛变后与赵同居。现住上海欧阳路二三号。’江青看了这个材料后，才不再追问那个人了。”报告人说。
“她心中肯定有鬼嘛，”华国锋咧嘴笑着说，“她自己那些不光彩的历史总怕人们知道，所以千方百计地迫害知情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亲笔揭发说：‘一九六四年江青在上海停留期间，曾对我说过，她一九三五年左右，在上海南市区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问我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捕的指纹档案，要我查找送给她看。一九六六年我还听说，江青要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同志去查过她过去在上海被捕的档案材料，这是江青企图销毁她被捕叛变罪证。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害怕自己的问题被揭露，反咬一口，捏造说我们搞了她的‘黑材料’，伙同张春桥把我们逮捕关押，进行残酷迫害，使王济普同志致病身亡。王济普在被关押期间也写了一段话，说：‘有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没有敢讲出来，就是六六年的四五月间女客人要我到市局档案处查过一次材料，去前她同我谈了一下经过及大体时间，当时敌人是误捕了人。’这些也足已说明，江青是千方百计地毁灭她叛变的罪证的。”
虽然华国锋说得振振有词，纪登奎还是感到疑问越来越大：怎么他们查了档案后都闭口不谈江青究竟有无写自首书的事？如果说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四月间就开始销毁她叛变的罪证，那么是谁帮她查找的泥？那时张春桥、姚文元还并无权力和地位，他们根本左右不了上海的形势呀！他坐在会议桌前，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无聊地用一根火柴棒清洁牙齿。
报告人请示华国锋：“还有两份比较重要的材料，你看还需要念吗？”
华国锋说：“文字太长，不要念了，给大家把影印件发下去，大家审议后再说。”
于是，与会的政治局委员面前又多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江青逮捕不到一个月内写的揭发，内容血淋淋，读罢令人毛骨悚然；另一份是王育民写的他的遭遇，他当过中央专案组的成员，读了也令人感慨万千。
陈锡联像读小说那样读林立衡的材料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到上海，才知道林立果也在上海。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开始不说，并叫我不要跟他住在一起，江腾蛟就安排我在另一处住。后来我又一再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