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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们从地里回来，听说刘少奇回来了，都跑来看他。刘少奇把大家让
进房子，对大家说：“我一走四十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 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们吃苦了。我一定想出 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之后，大家 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去扒了我的祖坟！”父老乡亲们听了，个个热 泪盈眶，争着和他说起这几年的事来。
刘少奇在花明楼公社调查了四十天，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结束了
调查回北京了。 周恩来结束了在河北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结束了在京郊的考察，都已
回到北京来了。
毛泽东还没有回来，他正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 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可以说是毛泽东调查的一个结果。原 来他一路南来，发现去年、也就是 1960 年 11 月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信》 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小队（后一律改称生产队）和 生产小队之间，以及生产小队内部社员之间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个 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农村形势就不能较快地扭转，于是 于此年，也就是 1961 年 3 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条例》，经过试行修改，取 消了不得人心的部分供给制（实际上基本供给不了什么）和公共食堂，把人 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后一律改称生产队），而且还规定 至少三十年不变。
党在调整农村政策的同时，也调整党内政治关系，调整党同受过错误批 判的群众的政治关系，对过去被批判的党员和群众实行甄别，批判错了的， 恢复名誉和职务。
对工业的调整也开始进行。
由于八届九中全会仍认为 1960 年那些虚报的粮食产量是可靠的，钢的生 产能力是稳定的，所以全会通过的 1961 年的计划数字中的钢产量 1900 万吨 和粮食 4100 亿斤的指标虽然与 1960 年基本持平，没有大的增长，但由于 1960
年的产量数字水分太大，所以工业的调整成效不大。 周恩来发现这一情况后，督促和组织经济计划部门摸底调查，查清了这
几年来的粮食实际产量：1958 年 4000 亿斤（庐山会议“核实”为 5000 亿斤）”；
1960 年 2787 亿斤（原估计 3700 亿斤）；1961 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 160 亿斤。 农业情况见了底，钢和其他许多工业品的产量也大幅度跌落下来。1961 年的 钢产量由 1900 万吨降至 850 万吨，粮由 4100 亿斤降至 2700 亿斤。当年完成 的备主要项目的产量与此基本相符，粮食略有回升，达到 2950 亿斤。
在工业调整中，大力整顿企业秩序。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李富春、薄一 波派出十一个工作组到许多工矿企业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国营工 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也叫工业七十条）。在这个《条例》的指导下， 工厂企业原来被“大跃进”破坏了的规章制度又建立起来，逐步消除企业管 理混乱，责任制度松弛，经济核算制松散，生产率降低等问题，国营企业的 秩序稳定下来。
在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调整党和知识分子 的关系。对反右派斗争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批判加以清理，错了的都要 甄别。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62 年
3 月，周恩来在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于广州召开）上讲话，肯定 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周恩来的这一论 断其实只是从实质上恢复 1956 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 的阶级状况的论断。尽管如此，在经历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和不讲 科学规律蛮干的“大跃进”运动以后，周恩来在广州的讲话还是遭到党内一 些人的明确反对。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毛泽东用沉默回 答了他。这就说明，毛泽东并不同意周恩来的这个讲话，这是一个不祥的预 兆。兆示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还可能会出现大的反复。
这时中印边界上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印军的直升飞机经常飞到中国境
内，给深入到中国境内的印军据点空运作战物资。中苏边界上也有一些新动 向，苏军在边界上活动得很厉害，苏联驻新疆乌鲁木齐市总领事馆和伊犁的 领事馆的官员频频和一些人接触。在广东深圳，一些人不断地偷渡到香港， 又被港英当局遣送回来，港英当局对中国公民非法人境已提出抗议。周恩来 忙着处理这些事件，又要按“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忙得不亦乐乎。 刘少奇从湖南回来后，看到周恩来时，简直快认不出他了，只见周恩来脖子 变得细长，以前挺合身的衣服现在像个大褂子一样在身上直晃荡。刘少奇担 忧地劝道：“恩来，你要注意身体，适当吃点肉。你累垮了，这一大摊子事 谁来干。”周恩来不以为意地说：“主席不吃肉，你也不吃肉，你们两位主 席倒是要吃点肉。我嘛，没有关系。小平最近看了很多材料，他有一个大胆 的设想，我觉得很好，可以很快解决粮食问题。”刘少奇很感兴趣地问道： “什么主意？”周恩来说：“三自一包？？”他正要详细解释时，西花厅来 了电话。周恩来一听，对刘少奇说：“印军又在边界上捣乱了，我回去处理 一下。”刘少奇说：“你赶快去吧。”
周恩来刚走。邓小平来看刘少奇，刘少奇问道：“听说你想出了个好办 法，可以很快解决粮食问题，到底是什么办法呢？说出来我听听。”邓小平 笑道：“是总理给你说的吧？其实，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农民自己想出来 的。你还记得吧，去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你汇报过，安徽宿县有一 位年过七旬的老农，因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便于 1960 年向大队提出到荒山
上去开垦荒地。大队干部一想山荒着也是荒着，种些粮食岂不更好，便同意 了。这位老农上山一年，开了 16 亩地，打了几千斤粮食，喂了猪，养了羊， 不仅自己的温饱解决了，还上交公社近两千斤粮食。消息传开，宿县农民要 求把土地包给农民自己种，安徽省委试了一下，果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不 改变所有制，只是在劳动组织方法上作一些改变，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责任 制。”刘少奇说：“这件事我知道，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单干。”邓小平拿 出烟，给刘少奇一根，然后给刘少奇和自己点上烟，抽了一口说：“说到单 干，我想去问一下柯庆施同志，我们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是不是单干？难道 一个方向盘三个人掌着就是社会主义，一个人掌着就是资本主义？我看三个 人同时掌方向盘汽车非翻了不可。纺纱厂的女工也是一个人看一台或两台机 子，这也是单干嘛。具体劳动组织方法要根据客观规律制定。不管白猫、黑 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刘少奇点点头说：“我看这个办法对，中央农村 部部长邓子恢也多次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让人家试一试嘛。”
接着，两人又商量了一下纠“左”的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又是实 际上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在一线主持工作。他感到不开一个大会，从根 本上扭转全党的认识，要纠“左”是很难的，只能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时 间不能再等了，拖延一天，就要饿死一大批人。他试探地问邓小平：“明年
1 月召开一个全国四级干部会议，彻底扭转全党的认识，你看怎么样？”邓
小平是书记处总书记，听了刘少奇的建议，立即发挥他的职业专长，粗略计 算了一下，四级干部会，即中央、省市、县四级干部，加起来何止万人，便 提出具体方案：“县一级干部，只限于第一书记。就这样开会人数也有七、 八千人呢。”
两个人正商议得起劲，丰泽园来了电话。刘少奇接过电话讲了一阵，最
后挂上电话，对邓小平说：“主席又来电话催了，人民公社的核算一定要以 队为基础。主席现在可是急了，已经就这个问题向全国发了几次通知了。” 邓小平说：“成千上万的人都饿死了，不急行吗？现在必须采取坚决措施， 不能等到明年了。我建议，一要给农民一点自由，实行责任制。二立即解散 全国农村食堂，口粮发给农民。三下放城镇人口 2 千万。”刘少奇说：“我 完全同意，再和总理商量一下，说干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