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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没有超速的速度，也没有庞大的身躯，即使是它本身惟一的武器“锋利的牙齿”也是绝大部分食肉动物都具有的。
狼是不冬眠的动物，它们几乎是不会像其他动物那样贮藏食物。因此，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它们就必须四处寻找食物。这对狼群来说，是最大的考验。它们的捕食对象，有很多都躲在温暖的洞穴中沉睡，即使是不冬眠的动物，也在洞穴里储存了足够的食物，因此也很少到野外寻找食物。草原上的狼群，一到冬季，就会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而被淘汰一部分，但这种淘汰在无形中优化了狼群。经历冬季的考验之后，生存下来的狼群有着比原来更顽强和坚韧的生命力。
我就是搞不明白狼为什么而活着？这对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类来说，也是深奥无解的问题。也许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狼群的存在。这并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所在，至少在这里是如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并不被上帝所宠爱的狼，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下、在与各种动物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在最可怕的敌人人类的屠杀后依然顽强地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狼的确是地球上生命力最为顽强的动物之一。这个问题正是我们现代人所应该关注并认真去思考的。
第二节狼性无畏
有所为，无所畏
狼群非常的喜欢生活在森林地区，但也会被发现于沙漠、平原和冻原地带。狼是很聪明的，它们透过气味、面部及身体语言和发声来彼此交流。吼叫可以帮助它们彼此追踪、建立地盘、组成狼群和防御外来攻击。它们也会因高兴而吼叫。在安静的夜晚，远在192公里之外，我们就能听到它们的吼叫。
除了灵敏的听觉之外，狼还具有敏锐的嗅觉，并且还能察觉到远在两公里之外的猎物。挫折时它们也会狂吠和吼叫。狼在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时，是不会害怕、胆怯的，它们知道一只真正的狼是不会采取逃跑的手段，而是战斗。只有战斗才有生存的希望，而逃跑只有以死。这是狼族的准则。
只有战斗而生的狼，没有因惧怕战斗而生的狼，它们的生活就是战斗，即使死也要死在战场中。这就是狼能够一直生存的法则——无畏。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非常的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孟子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身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生存原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理念，这就是所谓的“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战国策·魏策》中，记述了魏国使臣唐且不辱使命的历史。秦王凭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借口用五百里的土地与魏国斢换安陵，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安陵君既不愿换地，又不能得罪秦王，只好派外交官唐且出使秦国。在态度强硬、性格暴躁的秦王面前，唐且巧言善辩、针锋相对，使秦王自觉就范，别无选择。唐且说，如果作为布衣的我发怒了，就会倒下两具尸体，流血五步之远，天下人都穿素戴孝。随之拔剑而起，寒冷的剑光逼得秦王真正懂得了“布衣之怒”比“天子之怒”更为现实，“伏尸二人”比“伏尸百万”更刺刀见红。唐且不畏强权，维护正义，创造了新的外交奇迹。魏国傲视强秦，不仅在于主权平等，真理在握，更在于有唐且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外交官身份的剑侠。也正是由于他的无畏给了他勇气和力量，让他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安陵君十分棘手的问题。由此可见，无畏，不只是狼生存的重要法则，也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存活的法则。
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太史毫不隐讳，据实情在简策上直书“崔杼弑（杀）齐君。”崔杼恼羞成怒，便把太史杀掉了。太史的弟弟接着仍这样写，又被杀掉。太史的另一个弟弟仍然坚持不改，崔杼无可奈何，只好听其所为。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相继被杀，毫不畏惧，操起竹简赶往朝廷，要继续如实记载这件事情。在路途中听说崔杼弑君之事已被如实记载，才返回家中。
齐太史三兄弟不畏强权，把生死置于度外，为真理而亡，而祖冲之更是无谓于权贵，推翻旧历。英姿勃发的祖冲之，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特别是“频年测候”的艰苦劳动，反复验证、比较，使他获得了大量的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资料。公元461年，祖冲之把《大明历》写就以后，又写了一篇《上“大明历”表》。第二年，即公元462年，年轻职卑的祖冲之怀着满腔热情，把他精心编成的《大明历》连同《上“大明历”表》一起送给封建朝廷，请求宋孝武帝，改用新历。公布施行。他满以为会得到理所当然的支持，可是宋孝武帝根本不懂什么历法，朝廷中很多人都提不出意见，唯有思想保守的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竭力加以反对。
一天，孝武帝下了一道议历的诏书。侍立两旁的满朝文武官员们，慑于戴法兴的权势，一个个噤若寒蝉。而戴法兴却摆出了一副历法权威的架势，气势汹汹地指着祖冲之的鼻子说：“古人编制的历法，万代都不能变，你祖冲之一个区区浅陋的凡夫俗子就能‘妄可穿凿吗’？”
祖冲之面对着戴法兴这个庞然大物的威胁，是屈服于他的压力而放弃真理，还是为捍卫真理而坚决斗争到底呢？祖冲之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坚定地说：“就算我是个凡夫俗子，但我决不盲目迷信古人，我‘专功数术，搜练古今’，对周朝以来的历法，都加以校订、验证，改正了许多错误的地方，所依据的道理和事实是昭然若揭的。凡夫就是能议历。”
戴法兴看到以势压人，对祖冲之是行不通的，于是便竟恬不知耻地冒充“善历”的内行，胡诌说：“十九年加七个闰月这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改闰，就是‘削闰坏章’。”戴法兴还以假惺惺地关心农事为名攻击祖冲之破坏了“生民之本”！“再说，‘冬至日有定处’，太阳永远走在它的‘故辙’上，你搞什么岁差，是‘违天于改易’！”冲之据理驳斥：“像十九年七闰这种旧历法‘其疏尤甚’，误差很大，可你戴法兴却说‘此法自古，数不可移’，‘永当循用’，不能破除。天体运行‘非出神怪，有形可栓，有数可椎’，旧历不讲岁差，‘乖谬既著’，难道不该更改吗？”
一个小小的“从事史”敢于同戴法兴这个“事无大小专断之”的权贵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义正严词地把他的谬论驳得遍体鳞伤，目瞪口呆，把他卫道者的嘴脸揭露无遗。使在场的许多大官被祖冲之精辟透彻的说理，确凿无误的事实所说服。尽管在这场大辩论中，朝廷里那些主张实行新历的人，对戴法兴的邪说“立异议”，但固“畏其权”，不敢替祖冲之说话。可是在这黑暗的王国里，仍然透出了一线光明。当时有个叫巢尚之的大臣，公开表示支持祖冲之。他指出：《大明历》是祖冲之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根据祖冲之多年实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来推算日食和月食的，因此用《大明历》计算从元嘉13年（公元436年）到大明3年（公元459年）这23年里所发生的四次月食，月食的时间和在天空的位置都和实际情况相符。可是用旧历法推算的结果误差就非常大了，《大明历》由事实证明是比较好的，就应当采用。这样一来，戴法兴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祖冲之也以其无畏的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新历在公元510年被采用了。
说到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典型，魏征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代表。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