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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生产量。只有有益于促进生产的工资水平才真能提高生活。国际的经验证明，保持一个
略低的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其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才能为其产品源源不断地开拓市场，百
姓才能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对公营事业的补贴。如水、电、煤气，公共交
通的低价格政策，这种政策助长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无例外地成为地方财政拮据的一个
主要原因。到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得从增加百姓的税收来找齐。例子之三是大学学
费该不该上调。高希均主张学费应尽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时给清贫家庭出身的学生贷款或奖
学金。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我们吃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大陆同胞而言，“白吃午
餐”的心理恐怕比台湾同胞更甚。尤其难办的是大陆政府当局还经常把“白吃午餐”的权利
当成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有意无意地经常宣传。例如灾区人民拿到了救灾物资，媒体着
力描写百姓如何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官员们在一旁听了也似乎受之无愧。应该承认，我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克服灾难方面确实比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有效，所以几处较大的水灾虽然
灾情严重，人心还稳定。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辛勤劳动创造出
来的，不是政策变出来的。政策好上了天，没有各色各样用自己劳动作出无偿贡献的人，天
上连一块馒头也掉不下来。当然，媒体讲的不是经济学，不够准确也无可厚非。可是经常性
的不恰当宣传会产生副作用，有时还很严重。因为这使百姓产生对政府过高的期望，同时又
把过于繁重、实际上不可能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了政府。企业经营不善，工人收入降低，变成
了政府的过失；万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必须出来收拾残局，甚至股市疲软也成了政
府的毛病。对比之下，台湾每年都有上万个企业倒闭，投机赔钱的人天天都有，近几年白领
阶层中出现了失业，邮资涨价，水电涨价也不是稀罕事。这些事情中倒了霉的人认准是市场
运作的结果，并没有归罪于政府，更没有因而上街游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看不见的手比之政府制定产
业政策能更有效地优化各部门的产出比例。虽然据说日本的通产省制定了国家的产业政策，
使日本的工业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是一个例外，因为当年通产省
断定日本发展汽车生产是没有前途的）。但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国家的产业政府，
倒也没有发生过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30年代的大萧条不是比例失调，而是宏观政策犯了
大错误）。台湾基本上步美国的后尘，发展的历程也基本顺利的。反观大陆的情况，制定产
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从以钢为纲到以粮为纲，从五年计划到十
大关系，一套跟着一套。可是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但未解决，而且越闹越厉害。倒是改革以后
产业政策不那么强调了，五年计划也似有似无，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比例失
调的问题确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陆经验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过总的说来，大陆朝
野对市场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心还是相当欠缺的，因此还有人主张随时随地动用政府的权
威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大陆显了神通，而且国家也正式宣布接受
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发展模式，然而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时改头换
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
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他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
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不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
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
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
得通吗？我不是说政府和法律不可以管经济。收税、发钞票、国防、道路等必须由政府来操
作。对环境污染、行业垄断，要有行政限制。就其他方面来看，法律最好只管市场的规则，
而不要介人市场的运作。相反，法律必须保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市场将
形同虚设，剩下的只有计划和命令了。
高希均先生的早期作品更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随着他在台湾的影响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
扩大，他的目光逐渐地移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近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针
贬时弊之作，不限于经济问题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大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的毛病和大陆的
毛病何其相似乃尔。例如：
只要肯花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公开辩论少，幕后协商多；
政府多原则口号，少操作步骤；
要得到有权人的赏识，绝少是因为忠言，绝多是因为忠诚；
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常（把研究报告）当作密件，不对外公开；
政府官员应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从多劳改为多恩，多思然后知不足；
首长们在心理上就不宜坚持“我比你们懂得多”；
民众最大的抱怨来自贪污和特权相关联等等。
文章所讨论的事几乎和大陆上的事一模一样。例如《主张有根据，坚持有道路》一文谈
到台湾的人口问题。1959年台湾的蒋梦鳞先生（1964年去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为我提倡节育而
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大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个人。
就在同一年，大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他
们两人的遭遇也有点相似。蒋先生遭受的无理反对、恶意攻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例如有
一位匿名自称“反共斗士”写信道：“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
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至于马寅初的命运则是马上从北大校长的
职位上下台。
另一个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造成了人才外流。大陆教委提出的对
策是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一定年限的学生要求出国留学时要交纳教育费。高希均在1980年
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10％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
10万台市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
他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私立大学的学费大体上等于成本）。毕业后工作不满
四年的出国留学时应交留学存款。此款于学生学成回国时按复利计息归还给学生。高先生竭
力提倡的另一个主张是“民营化”。台湾和大陆一样，有许多国营企业。台湾的国营企业大
多数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按照当今世界潮流，俄罗斯在搞全面私营化，当然还不成功，但
法国、英国。日本也都在将国营企业私营化，从经济效果看，他们的改变基本是成功的。因
而私有化成了世界潮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起而效法。在大陆，低效的国营企业已经成为各
种经济麻烦的总根源。亏损的财政负担只好由政府发钞票来弥补，因而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
原因。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是积重难返，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老板，欠债可以互相抵消。
一切经济手段对国营企业用处不大。不论是环境污染罚款，或是价格税收杠杆，到了国营企
业那里所起的作用只是财政部的钱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喊了多年的四大银行商业
化，如果银行背负着大笔国营企业的呆帐死帐，根本独立不起来，到头来仍旧是政府的一个
出纳部门。尽管国营企业有许多问题，全世界都在搞私有化，大陆的政策倒有点巍然不动。
说到这里，读者恐怕会对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之相像感到惊奇。海峡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社
会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极不相同的阶段。只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历史，两岸面临的问题
就如此之相同。读者也一定会感兴趣，对于这些问题高希均教授开出了哪些药方，这些药方
是否也可以用来解决大陆的各种问题呢？据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