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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江
张宏江的“起跑线”有些特殊，是个知识分子的“流放地”。
30年前宏江还是个小男孩儿，举家离开武汉，来到河南叶县的黄莹坡，这地方是中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中叶公居住的地方，那时候是一个2000多人的小镇，也是一个专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改造的“流放地”。
老家是中南地区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而新家却是贫穷闭塞的地方，所以这趟迁居是这个家庭生活道路上的转折。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父亲是电子部下属一个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也是一个工人，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干部，更与牛鬼蛇神不搭边，但组织上一声令下，除了服从别无他法。
但是，宏江在后来的岁月中，始终把这次迁徙看作他走向未来的起点。“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他这样说。
他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从年龄上看，他与开复、亚勤和向洋更接近，但是从经历上看，他却总是把自己划进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这是因为，当他懂事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想去上学，但学校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课不上了，桌椅被砸烂了，老师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承认犯了“师道尊严”的罪行，还“与学生为敌”，学生们振臂高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然后走上街头，用绳索把老师们拴成一串示众，又一哄而散回家去，不再读书，不再上课，不再做作业，不再考试。这一切宏江都经历过。
至少在整个“大动乱”的岁月里，宏江和他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在武汉的一个职工大院里度过童年。”他这样回忆。一般西方人不会理解，这句话中意味无穷。共产党在40年代末期从农村走进城市，在建立自己政权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座座大院。大院有围墙环绕，门口设置传达室和警卫，里面则是政府、军队、企业或者学校。一座城市通常由若干大院子构成其精华部分，也叫“单位”。人们上班工作在一起，因为是同事，下班回家还在一起，因为是邻居。“大院”成为那时候大多数城里人的典型生活方式，也囊括了宏江的全部生活。他每天进进出出，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大门，永远是那个警卫，永远是爸爸妈妈的那些同事，还有他们的孩子，谈论的永远是同一个话题。
一个城市的精粹往往不是它的物华天宝，而是人。叶县虽说是个小城，距离省城郑州还有100多公里，但它现在成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流放地”。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宏江也被这股潮流带了进来。他立刻感到换了一个新天地，这里没有“大院”，没有高墙，没有警卫，眼前都是新鲜面孔，耳边都是不同方言，接触的人多了，眼界和空间大了很多。张宏江成年之后并不总能处处争先，但他始终拥有一种开阔的眼界，先是抱定走出国门的信念，接着认定丹麦太小，然后又说新加坡也是一座“小庙”，根本无法容纳他的想象力和激情，所以才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去了美国。他就这样让自己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国。别人听到他的经历，都说他的世界眼光是在周游世界的经历中建立起来的，其实，这与他的这段童年经历不无关联。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五个观念：你的一生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的天地有多大。
新“开复定理”
新“开复定理”
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李开复
许多年后李开复功成名就，说过不少精彩的话，先是被叫做“院长话题”，后来被叫做“开复话题”。有一篇的题目叫《我的人才观》，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他认定今天智
慧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比如他说：“在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人，或许比一个一般的工人能多生产20％或30％。但是，在一个信息社会中，一个最好的软件研发人员，能够比一个一般的人员多做出500％甚至1000％的工作。”
这一思想流传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让无数学生激情澎湃。两年以后的一天，开复和一个记者在北京嘉里中心重逢，相对而坐，彼此再次谈到这个话题，这一回，开复说：
“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开复是在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年里，被老师和同学们当作“天才”的。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相信“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他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读初中一年级。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提问：“把七分之一换算成小数点，是多少？”
开复立即高高举起手来，朗声答道：“0。142857142857……”。
所有同学都把眼睛张大了。老师惊叹不已，说自己的学生中出了一个“天才”。
只有开复心里明镜似的：“其实没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在母亲监督之下死记硬背的东西搬了出来，连想都不用想。”
“天才”这两个字其实是个陷阱，多少人误入其中。它让很多人过高地估计自己，还让更多的人过低地估计自己。人们常常认为一些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天赋，其实那是不了解杰出人物从小到大都在做着和普通人一样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些普通人没有遇到的契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天才”，等着有一天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数学课对开复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台湾小学的数学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的中学。所以他不用怎么学就在数学考试中获得全州第一名。他后来在初中时学习高中数学，读高中时又学习大学数学。他的“数学天才”的名声也越发大了，但是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数学有多好。“那是因为美国中学的数学太简单，”他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的数学学得好。”
与其说他智力超常，还不如说他运气好。老师鼓励他的长处，比如“数学天赋”，给他许多机会在同学们面前表现，却又尽力宽容他的“短处”。
就像所有到美国去的中国孩子一样，开复的难题是英文。最初几个星期，老师说的话他一个字都听不懂。
那年月到美国的“小留学生”很少，他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又能随口把“七分之一变成小数点”，所以在那些美国学生的眼里，这孩子特别新奇。大家都跑过来对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做朋友啊？”“周末来我家玩吧，好不好？”老师很乐意帮助他补习英文。就连校长也格外关注这个异国孩子，对他说：“每天中午来找我，我教你英文。”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一年，直到有一天，老师认为他的英文已足够使用，才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和你的同学一起在课堂上参加考试。”
到了这时候，开复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最大的差别，是美国的老师和学生喜欢用正面的方法来鼓励你的成功，而不是用负面的方法来嘲笑你的失败。”
美国的孩子很热情很开放，即便不认识，也可以很亲热，不像中国孩子，朋友很少，也不喜欢和别人说话，上学就听课，放学就回家，见了陌生人就拿怀疑的眼光看人家。美国的老师也特别友善，根本不像台湾的那个老师，要打他，还把他的零花钱都罚光。
最新奇的是，所有的同学都不用背课文，老师从来不考“背诵”，也不给他留作业，却总是要他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有一天老师告诉他，期末的总分数不会看他背诵课文多么流畅，而是看他上课的发言和提问。这让他惊讶不已。他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才意识到，美国的教育就是围绕着问题展开的。但在那时候他还不明白这些，只是觉得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如果给一个孩子很多不同的东西，去刺激他，总会发生影响。我觉得脑子渐渐地离开了背诵知识的轨道，整天拼命想自己要说什么话，提什么问题。”
开复就是在那时候发现：“人的能力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要靠记忆和理解去积累。还有一部分要靠一点点地练习。像课堂上提问的勇气、和同学交往的热情，都是属于后面一种。”
过去在台湾的时候，他每天上学放学，按部就班，从不与别人交往，也没有发现这些奥妙，现在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周围的人都说英语，就发现哪些是自己最欠缺的，哪些是自己最需要的。住在大哥家，虽说是亲人，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