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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派兵援助朝鲜的决定，让许多西方人士（还有斯大林）都大吃一惊。它看起来是急剧地背离了总统的这一政策：重视美国在欧洲的作用，而以在亚洲的角色为其代价。
杜鲁门从艾奇逊那里获知消息时，他的本能反应是深深源于美国的经历和传统。精心盘算的政策倾刻间就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一个新生国家的欠债，美国曾劝服该国人民走上民主之路。
3
就在杜鲁门的飞机接近华盛顿时，平壤正是星期一的清晨，一个晴朗而炎热的夏日伴随着北方刮来的一阵清风开始了。清津医学院的宿舍中，由于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学生们都不知道战争的消息。上午9点30分，大约200名师生被召集到足球场南端，去听将由首相金日成元帅广播的一则重要消息。
他们高唱爱国歌曲直到被命令不要吭声。然后，从喇叭里传来了他们的英雄人物的熟悉声音：“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金日成开始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处在巨大危险的威胁之中！要消灭这种威胁，需要什么呢？……我们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必须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创造一个唯一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国家！我们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为了民主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之战！”
他说：李承晚想要使朝鲜人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隶”。他呼吁在南方的游击队打击敌人后方，破坏通讯，摧毁桥梁道路。南方的所有公民都不要服从李承晚政权。工人要罢工，农民要拒绝向敌人提供食物，知识分子要从事政治宣传，鼓动群众起义。
“历史告诉我们，决心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人民”，他总结说，“必定胜利。统一我们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前进！”
汉城，那天上午在韩国军队司令部，传来一个不正确的报告，说是在议政府以北12英里的东豆川，第7师向朝鲜人民军发起了一次突袭，司令部里有了一阵子欢庆。这个报告说是杀死了1580名敌军并摧毁了58辆坦克。然而接着传来了真实消息：北朝鲜第3师的坦克已经冲进了议政府。
李亨根将军的韩国第2师终于从南面赶到了汉城，但是，他认为蔡胖子命令他参加第7师的反攻毫无益处。相反，他在议政府的东北面留了两个营保卫城市。
蔡胖子暴跳如雷，拔出手枪威胁要毙了李亨根。但是，豪斯曼上尉赞同李亨根的见解，认为应当给他更多的时间集合他的部队。李和蔡是老对头了。尽管在日本军队中时蔡胖子就是李亨根的上级，后者却得到了韩国军官序列编号的头一名——10001。蔡胖子只得到了10002号。
由于前线崩溃，第2师成了议政府和通往汉城直道的唯一防卫力量。但是，李亨根的两个营，连同他们无效力的火箭筒，无力挡住俄国的T－34坦克。
坦克突破这两个营的防线冲进城内。坦克后面的朝鲜人民军步兵如潮涌般进入韩国军队的防线，不久，这两个营的残部就逃进山林。没有有组织的部队派往议政府，很明显，汉城很快就要遭到攻击。尽管这座城市内并无惊恐之状，往南的主要公路上却挤满了惊慌失措的男女老少，他们把行李包袱背在背上和顶在头上。一些男人还牵着牛。
汉城电台现在由韩国陆军掌管。工作人员仍然在履行职责，但是只允许广播经军方批准的节目。政府希望使人民保持镇静，以使公路和铁路不要被慌张的难民们堵塞，一整天都在发出安定人心的公报。已数次重复播送穆乔大使的一条消息。他说：“我们已度过了骚动不安的24小时。”但是，韩国军队表现良好，他们的阵地比头天黎明时更加坚固。“我深信，独立的大韩民国热爱自由的公民们的正义事业，将会胜利。”
他并没有报告说美国妇女儿童，包括豪斯曼的家属和泽勒斯的妻子，已经登上了挪威的肥料船“雨林”号。尽管船上仅有12个人的居住舱室，可是在启锚离开仁川港之前，却有682名乘客挤满了甲板。
再说汉城，形势已变得如此严峻，以致穆乔大使打电话给在东京的阿尔蒙德将军：天亮时派来足够的运输机撤退200名使馆人员去日本。整个白天，穆乔都在请李承晚告知局势发展，但是，穆乔却未被告知总统已下令准备两列火车在天亮前就撤退他本人和政府官员。穆乔后来回忆说：“接下来几个月我不忘李承晚施惠于我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离开汉城之前他就先跑了。”
6月26日，美国人在这个星期一早晨醒来时，发现报纸终于真正关心起朝鲜危机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这个国家出于它在亚洲的威望和对朝鲜人的道义责任，投身击退侵略者。”《纽约时报》甚至更强硬：“迄今为止，我们妥协拖延，临时凑合。北朝鲜坦克冲过边界时，我们的时间已为此耗费完了。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丧失勇气，我们就会失去半个世界。”
华盛顿又是一个炎热之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乔治·华盛顿肖像下放着一个地球仪，杜鲁门正指着地球仪上的朝鲜，语气严峻地对一位助手说：“这儿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硬，就不会有任何下一步的事情发生。”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与杜鲁门在那天临近中午时交谈，杜鲁门并不害怕苏联的反应。“我不会在俄国佬面前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发抖，我也不会拱手放弃我们的权利和南韩人的权利。”康纳利会认为他不经国会批准就有权派美国军队去朝鲜吗？
这位得克萨斯参议员回答说：“如果强盗闯进了你的家中，你不必跑到警察局去获得批准就可以开枪打死他。你可能会陷进国会冗长的辩论之中而束缚住你的双手完全不能动弹。作为总司令并根据联合国宪章，你可以有权这么干。”
杜鲁门与艾奇逊磋商后，就在正午前发表了他关于朝鲜的第一个正式声明。“蓄意无视维持和平的责任，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国家所不能容忍之事。”
同时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攻击民主党人的犹豫不决。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这是绥靖主义的道路。”总统应当诱逼俄国摊牌，“我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太狡猾了，不会冒险与自由世界发生全面规模的武装冲突。”
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德说：“时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牢记不忘纳粹德国五天之内就压垮了荷兰，两天中就席卷了丹麦。”
康纳利尽管刚刚对杜鲁门作了上述指点，还是敦促他耐心点：“我们已经建立了联合国，当它决定应当采取的行动路线时，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处在更好的位置上去判断我们的责任，决定我们应当干什么。”
诺兰德讥讽地说，“如果苏联人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上一票否决权，他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办。”“这位得克萨斯的参议员会认为我们应当坐回去，玩弄手指头，一事无成吗？”尽管怒气冲天，亚瑟·克洛克还是在《纽约时报》上说：很明显，“总统将拥有两党的坚定支持，采取与全国性政策相关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策。”
甚至就在康纳利和诺兰德正在争论不休时，在白宫，韩国大使约翰·张也在绝望地乞求援助他那被围攻的国家。杜鲁门费力地鼓励这个哭哭泣泣、心神错乱的朝鲜人，他说：“挺住点，正在援助哩。”但是，张大使不放心，记者们也没有杜鲁门的那份信心。有些人认为军事干预朝鲜的风险太大了，朝鲜就要一笔勾销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导说首都正淹没在一种冷漠的宿命论感觉中，“此间一些官员认为由联合国建立的朝鲜，无端遭到攻击，为向共产主义的侵略攻势发出挑战提供了最有可能的道义基础。但是，大多数人看来似乎认为在一个天时更有利于共产党人而不利于西方国家的时候，去找一个打仗的地方实在不明智。”
那天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顾问们开会。艾奇逊掌握了会议进程，提议逐渐增加军事行动，发布一道“全力以赴的命令”要海、空军向韩国军队“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援”，还发布特别命令派第7舰队去防止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则走得更远。他说，过去5年中，他已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危机。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朝鲜去干一切他们能够干的事情。“朝鲜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就像柏林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赤色分子正在试探我们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