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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宫助理而言，生命中只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那就是去获得并维持与总统接近的机会。这过程恰如同围棋，比赛中少有特定规则，你可以不同的方式落子，使自己拥有最高的活动力，同时令对方动弹不得。而在政治竞赛中，选手们的胜利与否，全视总统个人的喜好。因此，大家拼命研究总统的心理，白宫内每天都有人进行大大小小的实验，测试那一条路是通往总统办公室的捷径，那一条是死胡同。”
芮迪的理论也能扩充至内阁官员。里根的国务卿舒尔茨坚持每周与总统进行个别会谈：国防部高级官员们便批评他以这种私人时段向里根推销有问题的政策方针。据我所知，舒尔茨曾在未预先知会凯西与温伯格的情况下，获得里根的允准，于1984年元月一日赴尼加拉瓜执行外交任务。后来，舒尔茨又说服里根支持一项1985年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高峰会谈的草案，这也惹火了国防部官员。担任白宫幕僚长的黎根，在1985年10月亦曾运用个人接近里根的管道，抢在舒尔茨与温伯格对里根提出警告之前向总统推销葛拉姆…鲁德曼预算平衡计划。
议员、官僚乃至游说者等政治人物渴慕管道、影响力等象征的情形，简直像童子军搜集荣誉徽章般殷切。资深白宫官员们会认真地比较彼此办公室的位置、停车位，有无POTUS电话（即可直接拨给美国总统的电话）；例如只有内阁官员、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少数高官有资格获得随时专车接送的司机服务，而其他官员（按官阶次序约列于前一二等的高官）则只能因公要求政府的公务车。
伙食上，有三四位重要官员可以在自己办公室内接受穿着整齐的侍者服务用餐，其他人则因官阶不同，依次在不同的地方享用午餐：
1。行政餐厅
2。白宫餐厅
3。大厅
菜色上差别虽不大，然这种餐厅区隔所显示的象征意义则将各人等级表现无遗。器材的使用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所有在白宫上班的2000人中，只有约20人可以享用白宫体育馆。卡特总统时代，要由他本人决定谁可以使用南边草坪上的网球场。
而这一切象征地位的“徽章”中，办公室的地点与大小，又是最重要且最能代表其管道程度的最明确的指标。事实上，任何一个层面体系当中，如企业、学校，或者军事单位，办公室都是代表阶级、显赫程度的重要象征。而在白宫的权力游戏中，其意义上尤其重大，因为无论在象征或实质的理由上，与权力的中心愈接近必然愈有利。只有最靠近总统办公室的官员，才得以随时准备在总统传唤下立即面见总统。
然而，大多数曾到白宫参观的人士都会警觉白宫内部的窄小（至少我很惊讶）。白宫中只有极少数的权力菁英得以坐进西侧一二楼的高级办公室。只要进入这块难得的区域，可说是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还有许多在此上班的人不能在白宫内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得在一条街外的前国务院，现在简称EOB的行政办公大楼内上班。
“大家会为了获得西侧办公室而自相残杀的。”当狄佛还是里根最亲密的个人助理时如此告诉我：
“你曾发觉人们宁愿在此间的阁楼、角落里工作，也不愿在EOB拥有舒适的大办公室，若你突然被调到EOB四楼，恐怕也只有向上帝求救了。在那里上班的人称之为‘死亡行列’，到了那里就表示你即将完蛋。”
当时我与狄佛同坐在他紧邻总统的办公室中，我看看四周的摆设，雅致的古董、油画，舒适的大壁炉，还有一个私人的小阳台。这个大房间原来是卡特总统的书房。但里根却把它让4给这位他深深依赖的助理。狄佛回忆1981年就职典礼过后，里根带着他走进这间书房的情景：
“我想这间就做为你的办公室吧。”里根告诉狄佛。
“不行，不行！”狄佛惊恐地说：“如果你一时想离开办公室不就没地方去了？”
里根微笑地指着仅隔着一扇门的总统办公室说：
“过去14年来我费尽心力要坐进这间圆形办公室”，他说：“我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呢？”
追逐管道症候群
到了总统外出旅行的时候，这种渴望与总统接触的症候群就更明显了。与总统同机、同车的机会愈少，白宫圈子内部的竞争愈是激烈。
“对这些人而言，谁与总统同乘座车是相当地重要”，狄佛摇着头说：“大家都想挤上车，使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若车队行进时间超过10分钟，总统座车限乘3人，否则，只要总统一上车，大家总会不惜坐在彼此膝盖上地拼命塞，总统被挤得不成样子。”
“由于他的身分，在贝克担任幕僚长时会希望上车，如果米西（当时的总统顾问，后出任司法部长）在场，他也会希望上车。若总统到某州访问，同行的必有州长、二名联邦参议员、市长，或者再加上一位众议员。当然大家都想挤上车，我们只得按礼节，请当州最大的人物——州长——上车，再加上一位幕僚人员，通常是贝克，若他不在则是我。”
远程旅行时，亦会因乘坐空军一号而引发一场权力争夺战。空军一号的40个座位中，通常有一半要让给治安单位人员与记者们，对能登上剩余位置的20名官员而言，这是项值得夸耀的经验，也是许多政界人物梦寐以求的机会。一次到加拿大参加经济高峰会议的回程中，我也搭上了空军一号，得与里根总统晤面。我至今还记得那豪华型高椅背的座椅，以及机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服务，座位扶手上有电话，一拿起来即有通讯兵的声音传来：“请间您想拨到哪里？”我仿佛能听到听筒那端传来大队士兵们立正的脚跟敲击声。我当然也以进大观园的心情，带了不少纪念品回家，包括火柴盒、餐纸、调酒棒及一切印有总统徽章的小东西。
在这样的权力环境中，只要有一点点可以象征地位、权力的东西就会被膨胀成极端重要。既有人为靠近总统的位置引起争执，同样有人要争取下机时站在总统附近的位置了。按礼节来说，只有总统与其夫人可以从飞机的前门下机，其余的人都该使用后面的出口。但那些最重视公共形象的官员哪里顾得上这些？摄影机、欢迎会都在前面，当然是堂皇地从前面下机较风光。
担任狄佛助理负责总统旅行事宜的席特曼就曾表示：“我们一再告诉他们，前门只有让里根、里根夫人，或者里根与国务卿舒尔茨下机，”他说：“但他们会发脾气的，他们才不想从后门下机；毕竟，如果你没有让民众们看到你与总统一同从空军一号上下来，这趟旅程还有什么意义呢？史毕克斯（白宫发言人）、达曼（总统高级助理）和克拉克（国家安全顾问）总是爱从前门下机；即使从前门下机会要了他的命，克拉克还是曾要走前门的。参、众议员们更巴不得能抢先在总统之前下飞机。”
直升机“海军一号”的座位争夺战更是紧张。海军一号的机型不小，但通讯装置占去极大空间，于是座位仅有10个，其中5个又得给一名医师、治安人员、军方及总统私人助理。如果里根夫人也在座，就只剩3个空位了。通常这些位子会给白宫幕僚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史毕克斯或其他白宫高级助理。这样的安排当然会引起其他渴望站在总统身旁合影，或与“领袖”晤谈的政治人物不快。
对前国务卿黑格而言，有一次的直升机之旅就是一次极不愉快，甚至带着恶兆的经验。1982年里根赴英国拜会伊莉莎白女王时，从伦敦至温莎堡的路程中，由于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同行，使得黑格夫妇自海军一号上被挤了下来，于是整个里根英国之旅以及在凡尔赛的西方高峰会议上，黑格与克拉克一直不和睦。这显示出幕僚人员对于获得接近总统管道的重视了。
席特曼回忆当时的情形表示，黑格夫妇只得改乘另一架设备较为简陋的直升机，“当时机上没有其他的内阁官员，……驻英大使路易斯夫妇同行。后门没关，可以看出黑格夫人神情自若，我猜她身为军官夫人，早乘过各式各样直升飞机，但黑格本人则似乎对这种与较低官阶同机的经验感到不悦。”
“更不幸的事发生在离开温莎堡的那天早晨，当“海军一号”开始起飞，黑格夫妇亦开始走向自己该搭乘的直升机时，海军一号起飞时的强风却吹走了黑格夫人的帽子，有人跑去追，但帽子已飞远了，他们也只得上飞机。虽然只是小事一桩，黑格的愤怒却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