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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精力在战略和营造良好环境上。
3。 保护你的研究人员，让他们免受外部打扰。无论是人事部门、高级执行官、还是安保人员。要牢记你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提供支持和保护的空间，让他们可以专心于研究。
4． 你所做的事情大部分是为你的研究员解除疑虑，消除不确定因素和一切影响你的研究员发挥想象力的障碍
5． 要记住你是指挥，而不是独奏者。（再次参见第一条）整个实验室就是你的演出。
6． 不要过度看重关联性和产出，还有其他高管所钟爱的概念。
7． 要记得创造型人才就像心一样——奔向有人欣赏的地方。他们能被激励和引领，但不能被微观管理。你所要做的是提供他们启发（Inspiration）与授权（Empowerment），鼓励（Encouragement）与支持（Support），及时的奖励与认可（Timely Reward ａｎｄ Recognition）
8． 让你的研究员经常进行辩论。让他们把别人的构想撕成碎片，确保他们之间能够坦诚交流，并观察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优势和弱点。
9． 促进成功模式的多样化（从产品的影响到学术的影响）
10． 持续鼓励你的研究员大胆地放手去创新，即使他们并没有设计好一个清晰的退身之路。（比如，如果没有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如何结束研究）如果我们不进行尝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否会成功
这些原则在后来的数年里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知道如何带领一群比我更聪明、更优秀的研究人员去取得一个靠个人的聪明才智与能力所无法企及的成就。借着激励这些最聪明、最优秀的人员，相信他们，信任他们，并专注于了解他们的专长与优势，然后把他们放在对的位置上，他们每一个人就会在自己的领域里大放异彩。而我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创造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最大的支持与及时的奖励，当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成功的时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作者介绍：
马维英，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互联网搜索，数据挖掘与自然语言计算方面的研究工作。迄今为止，马维英已经在互联网搜索、信息检索、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数据挖掘、自适应内容传输和移动访问等领域发表了200余篇论文。在2001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马维英一直在美国加州的惠普实验室工作，从事多媒体自适应传输和移动因特网的分布式多媒体服务系统的研究。马维英于1990年本科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之后于1994年和1997年分别获得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电机和计算机工程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空闲时光，马维英喜欢陪着两个可爱的儿子一起嬉闹，也会抽时间阅读《圣经》。利用假期与家人畅游世界，是他每年最期待的一段日子。
第62节：北京印象（1）
北京印象
作者：尼曼？莫拉维奇（Neema Moraveji）
内容提要
我在中国停留的最后一天是2007年4月26日，星期四。我到中国的第一天是2005年4月5日，星期二。告别在北京的两年时光之后，我将赴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技术设计博士学位。这篇文字我将以惯用的论文体格式来描述我在飞往美国斯坦福大学之前的那些日子――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在中国的生活。
关键词：生活变迁、职业变动、由于不断求学而总是被推后的“真实世界”体验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既不觉得伤感，也不觉得困难，因为当我回首这两年的时光，总是能找到令自己高兴的东西。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拿下了硕士学位后就立即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交互设计中心工作，当时招聘我的人是Dave Vronay 。在我亲身来到这个实验室之前，只从《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上看过一篇有关它的封面报道。当时，这里还没有开始供应免费水果，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工程院的员工们还被安排在一起办公，希格玛大厦的其他楼层仍被别的公司占据着。当时冰箱里的食物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只有原味酸奶和少数几种饮料。而在楼层重新装修之前我们曾发动大家，在墙壁上进行了一次创意涂鸦。
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夜晚是在北京超市里吃午夜饭度过的，因为除此之外，我只能找到提供“泡沫红茶”的咖啡厅和一些还没打烊的服装小店。之后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品尝了鲜美的火锅。我也想尽办法地与北京人打成一片，这个想法最终让我住进了北新胡同的一家四合院里，它距离雍和宫不远。
我的好运
MSRA看起来总像一家初创企业的实验室，因为它总是在自我重生。它始终洋溢着乐观、积极和“我能行”的工作气氛。我们所得到的待遇也很“豪华”：公司鼓励我们随心而动，去变动这个世界。
我在交互设计组工作没多久，由于种种原因，Dave必须回到雷德蒙总部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需要他去领导Vista的UX战略开发。之后，鼎鼎大名的Kurt Akeley来研究院当副院长，也成了我的经理，当研究图形处理的美国朋友们得知此事后都非常嫉妒我居然有这样的好运。
工作差不多四个月后，全院在黄山举行了一场隆重的Offsite，在年度表彰大会上，由于我在改进希格玛大厦工作环境方面提出了提供公众演说服务的倡议，所以荣幸地得到了第一份由研究院颁发的奖金，而且当时的颁奖嘉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任院长沈向洋博士。
（篮球友谊赛结束之后，身穿实习生T…shirt的史蒂夫？鲍尔默汗流浃背地在篮球上签名赠言）
在MSRA，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一名常驻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研究员，也因此有机会拜会了微软公司的几个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特别是有两次会见了比尔？盖茨本人。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中，我共发表了12篇论文，申请了8项专利，并主持了多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办公时间以外
我在中国工作期间，有时也会到希格玛大厦以外的地方“冒险”，当然是为了给我的身体补充燃料，地点通常在包子铺、楼后的‘Hard Drive（硬盘）’茶餐厅，或者是无可奈何地才去的麦当劳。
我的首选交通方式为地铁、出租车和我值得信赖的坐骑捷安特可汗自行车——这是中国生产的自行车中唯一能与我瘦长骨架相适应的款型。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离开安全而舒适的知春路，参与其他一些妙趣横生的活动，比如我曾有幸与微软公司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和沈向洋院长一起打篮球（他们两个都是令人尊敬的篮球手），参加由员工自发组织的电子机车零件DJ小组的活动，参与北京城郊的远足活动，以及掺和一些聚会模特秀等等。
旗舰项目
我在中国两年的MSRA之旅，主要成果就是“一桌一鼠项目（ Each Mouse on Each Desk； 简称MED）”。我们研究出发点是在每张桌上只放置一个鼠标，老师和学生们就可以完成一堂人人参与、互动合作、共同分享的趣味课程。我们在北京和曼谷执行了MED现场试点。
第63节：北京印象（2）
我们在教室的每一张课桌上放上普通的鼠标，同时把这些鼠标连接到同一台计算机上。我们将这台计算机上的内容在黑板的位置进行投影，这样子全班所有使用鼠标的学生们就能看到同一块大屏幕。等这些硬件设备准备好之后，一堂别开生面的课就开始了。老师可以通过计算机比较自如地指导和控制教学课件，同时所有学生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我们对“一桌一鼠”在一个班级中的影响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实验和观察。
（一个班的学生非常投入地参与进“一桌一鼠”教学环境中）
从学生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他们喜欢参与进“一桌一鼠”的教学环境中，因为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大屏幕上的所有信息。通过简单的鼠标操作，他们可以全身心地参与并完成整个互动的教学活动。从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上来分析，孩子们喜欢在屏幕上看到其他同伴的化身，从而形成另一个共同娱乐和体验的氛围。
从老师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她们通过变换互动游戏的形式调动起每一个学生充分参与的积极性。由于画面的活泼生动以及游戏的趣味性，即使对性格比较内向和安静的学生也能激发起他们参与的兴趣。“一桌一鼠”用的是最普通的PPT文件格式，然后可以在图文生动化上做些简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