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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先生，早上好。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会员、国际政治学院的学生。事实上，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比较严肃；另一个比较有趣。您更喜欢哪个问题？
回答：如果你抓紧时间问，我会两个都回答。
问题二：那好，事实上，却年票房排名在前十的一部电影是〃Legally Blonde〃。这部电影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以哈佛大学法学院为背景的。在这一部电影中，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被描绘成严肃的、无聊的、丑陋的学生，教员也被描述为严格死板的、难以通融的人。我想问的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当你遇到社会上的这类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你会怎样来保护你的同事和学生的声誉？谢谢。
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否明白你的问题。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Legally Blonde〃这部电影？〃Legally Blonde〃这部电影拍得确实不错。除了其它一些内容，这部电影里有一些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播放了一段她自己在一个很美丽的游泳池游泳的录像，以此作为她申请哈佛法学院的依据。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哈佛法学院发生的。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很多哈佛法学院学生住过的公寓楼里住过的人，向你们保证，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一点都不那么死板严肃，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喜欢开心地去玩，而且有时，由于哈佛的学生、哈佛法学院的学生的联欢和庆祝活动使得周六午夜时分同楼的人都难以入睡。
问题三：谢谢你，萨默斯教授。当你提到人们的努力是获取新的知识，这使我想到了追求知识和维护道德之间的冲突。大家也许知道，上个月有一家关于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一个丑闻。他们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些研究、有关基因的研究，被怀疑侵犯了道德规范，更进一步说是侵犯了当地农民的基本人权。我好奇地想知道，哈佛大学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在未来再发生？或者，你会不会只让公共健康学院自己独立地解决这一问题？在面对类似这样的冲突时，你的责任是什么？谢谢。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事件确实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这是公共健康学院的院长的责任，最终，作为一校之长，我的责任是处理这件事，把所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此类的事不会再发生。而且，我们已经以很严厉的方式修改了公共健康学院涉及到运用人、涉及到与人有关的所有的研究程序，以确保类似的错误再也不会发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让这一点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人类的利益决不应该成为抽象的科学探寻这一概念的牺牲品。我们能够坚决要求一些程序应该被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来确保科学家个人不会擅自做出这种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应该受到仔细审查。接下来，当这些程序被认可能够做实验时；我们可以监控这些程序以确保他们事实上是在被密切关注着的。这是一个对什么是大学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我和我们大学的其他领导在这件事引起公众注意时，想尽快做出回应的事。我们可以改变这些程序，这样，如果类似的错误在以后再发生，这些错误会很快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问题四：早上好，萨默斯先生。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成员、法学院的学生。今天你可以看出，你受到了我们热情洋溢的接待。如果北大校长去哈佛大学，你认为他会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热情洋溢的接待吗？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正如你刚刚提到的，知识在今天的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你认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关于中国了解的够多吗？或者，他们是否对中国人有种错误和敌对的态度？谢谢。
回答：在美国、在哈佛，我们过分地注意内在的东西。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对内在东西的注重比我们应该注重的多得多。北大的校长应该得到我很幸运地在此得到的同样的热情接待。我们大学的领导一定会给予他这种热情接待，但是，我无法完全肯定他是否会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礼遇。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这样的礼遇，这只能是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给予他们的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北大的问题。我们越来越多地鼓励我们的学生多研究一些国际事务，特别是多研究中国和亚洲。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猜，如果我让在座的各位举手看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或者听说过他，或者乔治·华盛顿，请大家举手。
如果在哈佛作类似的事，问他们是否曾经听说过孙中山，除了那些选过每一年越来越多的教员开设的一些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课的人以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孙中山，当提到全球化时，这是在未来我们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我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国人对于世界其它人民和国家想得太少、太缺乏同情心。
问题五：非常感谢您给了男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从1924年以来，普利兹新闻奖已经有41次颁发给了哈佛前任或现任教员。哈佛大学有没有什么特殊机制来鼓励和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另外，如果有一些学术腐败，比如剽窃，发生在哈佛大学，会受到什么惩罚？谢谢。
回答：我们非常、非常重视剽窃这一问题。剽窃的学生会被要求离开大学，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允许再回来读书的。或者，至少，在他们回来之前，他们，被要求要离开大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对教员我们也坚持这样的原则，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剽窃他人的成果的。我认为，就剽窃这一问题而言，我们应该产生一些程序来确保我们对大学里的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普利兹新闻奖而言，我为哈佛大学的成绩感到自豪。但是，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在于我们无情地竟争以得到最优秀的人；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最优秀的人，而且他们想做最出色的工作，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受到挑战，被敦促着做最优秀、最具创造力的工作。我认为，就创造一个智力界而言，我提到过的那几种价值对促进这方面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
问题六：您好。我来自台湾国立大学医院。很久以前，我曾经在Associate General医院和哈佛的波士顿城市医院学习过。我的内弟是（听不清楚）。我认为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研究是很有名的。我的问题是，与其他哈佛大学的校长相比，你对哈佛的贡献是什么？顺便提一下，我的同学，我想你们见过面，现在在台大。非常感谢。
回答：我希望我的贡献将是在我前任哈佛大学校长所做的基础上，使哈佛大学更加成功。我认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量培养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尽量培养一种文化，吸引最优秀的学者到哈佛来，让他们在这里能有最好的机会与其他学者相互合作；检验学生、挑战学生；以保证我们能对以快速的方式正在被开辟新的探索领域做出反应。比如，我认为在我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一些重要的机会，一些新的领域将会被开辟，它们就是我提到过的正在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那些了不起的事情。能够保证大学能以饱满的精力对这一机会做出反应将会是非常重要的。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