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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权上收之后，地方官府固然从繁重的收解任务中解脱出来，然而从中揩油的机会也失去了，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引起地方官的强烈抵触，简直是一定的。就算有考成法这座大山压着，官员们也是要造反的。
这就是沈默明知道有火耗的存在，却不做任何规定的原因。对于这种无横征之名，却有暗中渔利之实的办法，自然比‘淋尖踢斛’之类又费力又被戳脊粱，还得和奸商联手倒卖的法子，要文雅简便的多了，自然大合官员们的胃口。
有了火耗喂着，府县一级的官吏自然心满意足。但对于封疆大吏们来说，他们从来用不着自己去踢斛卖粮食，自然有小得们孝敬真金白银，所以火不火耗，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乎的，是随着财政权上收，手中权力的缩水。尤其对于那些富裕的省份，原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用看户部的脸色。户部反过来还得求着他们，请诸位大爷行行好，多给两个大钱周转周转。
现在一旦财权上缴，就成了他们求爷爷告奶奶，户部的孙子变成大爷了，你想各省督抚能愿意么？
沈默为他们准备了另一份大礼，那就是行政权的下放。简单说来有三点，一、将总督巡抚改为地方官，第二，重设地方行政架构，第三，将一部分任免权下放。这对各省督抚来说，实在是太合胃口了……沈阁老不愧是大家的贴心人，太知道俺们的需要了。
虽然在常人看来，一省的最高首长，就是总督巡抚，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履行着一省首长的职责。然而打开一份《大明职官录》，你会发现地方官员的架构中，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才是最高长官，根本没有巡抚、也没有总督的影子。
这是因为太祖皇帝为了防止臣子专权，在中央废除了宰相，析中书省之政归於六部。在地方上，亦废各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置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事，置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置都指挥使司，负责一省军事。三者互不相属。互相制约，以免地方权重之弊。但就像中央离不开宰相统领，后来出现内阁一样，地方上三司互相掣肘，遇事难决，才有了巡抚和总督的出现。
巡抚、总督，是两个动词，区别于‘尚书’、‘布政使’之类的名词性官名，显然有临时差遣的意思。巡抚的意思是，巡视地方、抚治军民，凡有大灾民乱，需要统合全省力量的力量平定时，国家便会遣使巡抚地方，事毕则罢，故无定员，更无专职。但后来各省的事情越来越多，前一个巡抚还没回去，后一个又来了，如此一来，巡抚间的权限又重叠了。宣德五年，第一批常任巡抚诞生了，一代名臣于谦，便在其列。
总督的出现要稍晚，因为巡抚渐渐偏向民政，而且各种起义叛乱也不会理会省界，往往在数省之间流窜。各省之间难免推诿扯皮，无法齐心协力，便有了总督数省军务的差事出现，同样是因事乃设，事毕即罢。然而对于湖广、两广、贵州、四川、蓟辽、三边、宣大这些边地，战乱是常态化的，常任总督也就应需而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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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啊，再重复一遍，我说每天两更，但有事儿就一更，会提前通知，没说第二天会补上啊……不是不想补，是根本补不上，因为一天两更是极限状态，只要状态不好，或者恰好有事儿，就只能写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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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卷【海雨天风独往来】第八八五章 大婚（下）
总督巡抚虽然常驻地方，然而本身并无品级，多是以朝廷佥都御史或者兵部侍郎的官衔出任巡抚，以都御史或兵部尚书衔出任总督。入则为朝廷尊官，出则奉敕行事，为一方军政之首，可谓是举足轻重，然而这种中央不是中央，地方不算地方的尴尬身份，还是为各位督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首先，地方行政架构仍然是原先的。都指挥使因为是武职，已经靠边站了，所以各省的行政机关，是以布政使和按察使为首，两位大僚开府见衙，都有各自的一套佐属官员。如承宣布政使司，有从二品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三品左、右参政无定员，从四品左、右参政无定员……本朝并无散官，官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尤其是四品以上的高级官职更是缺货，所以‘无定员’的意思，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可以有很多名，一般每个布政使衙门里，都有十名以上的参政、参议协理政务。
这是高级官员，之下又设有照磨所、理问所、司狱司、杂造局、军器局、宝泉局、织染局等机构，且都有官职、定员。至于按察使司，规模要小一些，但性质是完全相同的。这很好理解，因为太祖设立这两个衙门，是为了让他们统领一省政务的，自然要将属官机构配置齐全了。
再看督抚帐下……不好意思，除了办理文书工作的书吏以外，并无任何佐属官员。为督抚办公的幕僚，并不是国家职官，乃是督抚私人聘用的。在这方面，连个知县都不如，好歹人家还有个县丞、主簿、典史，是国家给开工资的。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最初总督、巡抚都是临时性质的差遣，不是官职，因此不会设有佐官。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怪现象……督抚是布政使、按察使的长官，而布政使、按察使却是省级官僚系统的长官，督抚若是越过他们，直接指挥下级官僚，便犯了‘越权’的官场大忌。
且布政使是从二品，按察使是正三品，而巡抚往往以佥都御史出任，官衔才是正四品，甚至一些总督也是以正三品兵部侍郎出任。名为上司，品级却不如下属，而且下属还领着庞大的官僚机构，不出幺蛾子才怪。
事实上，督抚政令难行，全省事权不一，各衙门推诿扯皮，对上司阳奉阴违的现象，在各省极为普遍。这不仅使督抚大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调和阴阳，许多不擅长搞人际关系的，直接四面楚歌，不得伸展。然而一旦有大事发生，朝廷要追究责任，督抚又首当其冲，下面人反而无事。这种吃不着羊肉还惹一身骚的郁闷日子，是每个督抚都不愿意继续下去的……跟这个比起来，区区财政权上收，简直是毛毛雨了，毕竟那是跟户部扯皮，不管输赢，无非就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至少在省里还可以穷横穷横的。
所以对行政权下放，地方督抚是一万个赞成的，有他们压着，布政使、按察使们也没招，只能暗中联络同党，在朝中给新政点眼药。便有官：‘按照新政，总督治兵事，巡抚理民事，巡抚例归总督节制。督抚同省，本以相互牵制，然权利穿插堆叠，权非难分，矛盾在所难免。因此为消除事权不一一说，实为无稽。’
又言道：‘一省之中主大政者二人，志不齐，权不一，其势不得不出于争。若督抚二人皆不肖，则相互容隐以便私图；若一贤一不肖，必势不两立致成水火；即便二人皆贤，亦或意见不同，性格不合，因此不能相安者，虽贤者难免。’
更有甚者直接否定道：‘祖宗撤行省、设三司，为防臣子权重难治。今复行省，设督抚治三司，大违祖宗之法，使臣子权重难治！实乃亡国之举！请立废此法，今后有再敢言复立者，满门抄斩！’
沈默明知道这不是他们反对的真正原因，却依然要打起精神，命人逐条反驳道：‘督抚同省，只有边地疆界，因其以军事第一，才使总督节制巡抚。其他省份，总督只管军事，平时不得干涉地方政务。军政泾渭分明，何谈权非难分？’
‘言两人主大政，其势不得不争者，殊为可笑。彼一人独揽大权者善，还是两人分权者善？’
‘至于祖宗之法，分三司乃祖宗之法，设督抚亦是祖宗之法，是以世易时移，不得不变原法设新法。况且今天下财权已收归太仓，总督得其兵而不得钱粮，巡抚掌民政而无兵权，焉有作乱之可能？’
像这种没营养的口水仗，从来没有断过，然而新政顺利通过廷推，并得到督抚的大力贯彻，几年下来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更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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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了轨道，经济上也蒸蒸日上。根据万历五年底的统计，太仓存粮足以支取二十年，太仆寺积金八百余万两，都是当年仁宣之治也没达到的高度。这当然有沈默的功劳，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