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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他们能尽量少折腾吧。
但这套看似简单的方法论，别人却学不了，因为他们不可能像沈默那样，有多出五百年的见识，知道未来的趋势如何，他们的视线只停留在大明境内，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去寻找新的蛋糕，所以只能将救国的努力，全都放在‘除弊’上——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沈默前世念书时就学习过，当时自然惊为天人。可随着见识的增长，就不像儿时那么盲目了。他知道，如果没有外部的强压，在一个封闭系统内部，想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必然是千难万难。因为这个系统内部，能分配的利益就那么多，且早就各归其主了，你要搞重新分配，就必然要损害既得利益者，你多占一分必然就意味着别人多损失一分。
这种情况下，大伙必然要斗得死去活来，而既得利益群体往往因为具有先发优势，根深蒂固，能量强大，哪怕一时被压制，但往往能够后来居上、反败为胜。所以任何封闭环境下的经济改革，往往都以失败告终，哪怕看似成功，也不过是原先的利益者换了身份，继续吃人罢了。
沈默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一切的背后，都是利益在作祟。谁动了我的蛋糕，我就要和谁拼命，这是任何利益集团共同的心声。他不愿以卵击石，不想学张居正，公然去触动那些大地主、大家族的利益，那样只能以失败告终。
当然他肯定还是要触动，不仅要动，还要大动特动，动得惊天动地，但不是靠行政手段强权霸道，而是利用经济规律这双看不见的手，去拿走一些人的财富，成就更多的新贵阶层。在不知不觉中，使强弱易位，等到旧势力反应过来，已经无力回天……至少双方已经可堪一战，这样的改革才有意义。
如何能延缓矛盾爆发，给新兴势力以发展的时间，沈默认为除了不遗余力的保护和扶植新兴势力外，也不能忘记给旧势力谋取福利——一切政治的本质，都是利益分配，好的分配方式，就是利益均沾，大家都有好处，矛盾自然缓和，爆发的时间自然推后。而且无须担心这样会养虎为患，因为财富到了旧势力的手中，大多都被挥霍和储存起来，并无法使他们更加强大。
当然，如果在一个封闭的国度里，他纵有通天之能，也无法让所有利益阶层都满意，但天意让他身处在大航海时代的前期，放眼世界，有足够的金山银山分配给各利益集团，所以才给了他不断妥协、争取时间的资本。
是的，时间是最重要的，史无前例的白银大流入，将第一次改变华夏自古以来的恶性通货紧缩货币的丰富，将极大改变社会的交易方式、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释放消费能力继而人们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变革的浪潮即将不可阻挡的涌起，财富膨胀、物欲横流的时代就要来临，大明要么像两牙那样沉迷享乐，堕落无可救药，最后走向自我毁灭；要么像英国那样利用天量的财富，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度，继续领先世界五百年
向左，是光辉的天堂，向右，是堕落的地狱，这就叫时代转折点。在上一个时空里，大明已经在享乐主义中失败过一次，而今迈步从头越，又怎能再走一遍老路？
伟大的先行者、思想家、政治家沈默沈拙言，在从乾清宫回内阁的路上，心潮澎湃的如是想道。
但当他一进入文渊阁，便立刻把那些疯狂的东西压在心底，面上恢复了谨慎低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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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正厅，众人已经收拾东西，结束上午的办公，沈默不好意思的笑笑，便跟他们去‘食堂’用餐……别笑，就是食堂。且与沈默上辈子常吃的机关食堂，是一个意思。国家为官员提供工作餐，其源远流长可上溯秦汉，后由唐太宗普及推广，遂为定制，唐人书中云：‘京百司至于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则有公厨’，即使对官员最抠门的国朝，也没取消这项福利。
除了天子请客的‘天厨’外，就数是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厨，简称‘堂厨’，档次最高。而其就餐场所，便称‘食堂’。《唐会要》里说，高宗时，宰相们曾以“政事堂供馔珍羹”为题开会讨论，削减伙食标准的问题，但有人反对说：‘这顿丰盛的公餐，是皇上对中枢机务特别重视的表示。如果我们不称职，就该自请辞职以让贤能，不必以减削标准邀求虚名。’于是罢议。
虽然本朝不复设宰相，但自从内阁升为中枢后，‘堂厨’又重新出现，专由负责皇帝膳食的鸿胪寺打理，自然规格够高。当然有资格享用堂厨的，只有几位大学士，至于那些司直郎和中书舍人们，吃的是‘佐史厨’，自然没那么丰盛。
内阁的食堂是由文渊阁的后殿改成的，外间是司直郎和中书舍人们吃饭的地方，此时已经坐满了人，在一边吃饭，一边乱哄哄的说笑交谈，见了大学士们从门口经过，也只是声音稍小，而没有停下来，更没有人出来问安。这也是食堂用餐的一大特点，谁在吃工作餐时还能保证正儿八经的模样？所以这里也是衙门里礼仪规矩最疏松的地方，被上下视为难得的放松。
进入内间，便是阁员们吃饭的地方，宽敞的房间内，铺着提花地毯，挂着前宋画轴，摆着官窑瓷瓶，布置得十分雅致高档。但占主要位置的，永远是那张黄梨木的长方形餐桌。座位前已经摆好七套餐具，徐阶在主位上坐定，其余人等便分左右列坐。这时侍役便举着托盘开始上菜……按照标准，阁员每人每月十五两银子的伙食费。这么多钱，就是每天去大饭庄摆一桌，也勉强够了。七个人凑一起，就是顿顿山珍海味，也是吃不了的，所以伙食款要被鸿胪寺贪污大半。
当然阁老们操心天下大事，是不会去关注这些‘细节末梢’的，上齐了菜，只管甩开腮帮子吃就是。也只有这时候，阁老们才能放松下一直紧绷着的神经，轻言细语的交谈说笑。席间，陈以勤告诉沈默，张居正主动要和李春芳一个屋，所以他俩只能搭伙了。和谁一个屋，沈默都觉着无所谓，反正又不是睡一张床……不过张居正的态度表明，自己已经不可能，和他再像从前那样了。
不过这都是意料之中的，沈默也没放在心上，他更关心的，是徐阶和高拱两人的表现。后者在那里就今年的经济形势高谈阔论，不时还要问别人的看法。相较而言，徐阁老就沉默多了，只是专心的吃饭喝汤，没多会儿就吃饱喝足，离席去了。
望着徐阶离去的背影，高拱脸上浮现出一丝快意的笑容，虽然很淡，但在场的都是些什么人？哪能逃过他们的眼睛，众人心里不由暗叹，这下高阁老要扬眉吐气了……皇帝向四位裕邸老师赐字的消息，已经众所周知了，其中透露的政治信号，再清晰不过——尤其是赐给高拱的那四个字‘启宏元师’，首辅又叫元辅，皇帝把‘元’给了高拱，让首辅大人又该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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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接下来几天，高拱对徐阶，连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了。当然也不能简单的归为‘得意猖狂’之类的，而是两人的个性和处事风格上的差异，实在太大了……就像官场评论的，华亭专任恩、新郑好任怨，前者是久历宦海、稳健圆通、事事务求周全；后者却用心全在国事，不计毁誉、不避矛盾，凡事都要讲个公心。这样两种处事方法，必然要产生大量的矛盾，一旦其中一方不再忍让，冲突必然公开化……
其中最激烈的一次，是关于庞尚鹏事件的争执。这日，内阁收到通政使司转来的奏章，又是弹劾广东巡抚庞尚鹏的，负责阅看此类奏章的李春芳感到情况严重，便向徐阶做汇报道：“元翁，诸位阁老，这些日子，内阁已经收到七份奏疏，都是御史弹劾广州巡抚庞尚鹏的，仆以为兹事体大，还请元翁和诸位阁老商议裁之。”
沈默三个初入内阁，还没有什么具体任务，徐阶对他们的要求是，尽快从原先的具体部务中脱离出来，建立起处理问题的全局观念，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观察学习。闻听‘庞尚鹏’三个字，沈默和张居正几乎同时抬起头来，因为他正是试点‘一条鞭法’的两名官员之一。
“都是什么罪名？”徐阶摘下眼镜，没有接李春芳手里的奏疏。
“主要因为他在广州各县强行清丈田亩，闹得人心惶惶，当地士绅联合起来抵制，结果发生了冲突，出了十几条人命，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李春芳已经对这些奏疏，进行了归纳总结，道：“也难怪粤籍御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