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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艘大小船只，装载着三万余名夔东军、两万五千名帝国水陆官兵和两万两千多名四川随军劳工。九万人马的规模比上次李星汉等人下江南的声势还要浩大。当邓名的旗舰离开安庆府，在池州府下辖的东陵停泊下时，后卫部队仍在池州府的府城前等候，等着去巢湖声援前往合肥推销债券的银行家的偏师返回。
铜陵的知县在认购了他那份债券后乔装打扮，来到邓名的军营中拜见，邓名也慰劳一番，称他上次贡献的黄铜质量很好，还特意让一个三堵墙卫士把头上的黄铜头盔摘下来给铜陵知县过目。
此时太平府的知府也亲自赶来拜见邓名。虽然明军还没有离开庐州府，不过知府老爷觉得礼多人不怪，登门求见起码落一个态度良好。知府出发前，来太平府推销债券的银行家还没有到，但知府老爷也早就交代手下，一定要全力满足四川银行家们的各种要求，至于银行家的起居待遇则参照退休尚书的标准。
虽然明军再次入寇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府，但太平府境内并无丝毫恐慌情绪，不少小地主都笑逐颜开：“去年太平府就免五成税了，今年又能免不少吧？这曰子是一年比一年好了啊。”
府内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向江边涌来的人群，其中还有不少宁国府的百姓，他们赶着大车，后面满载着货物——去年招待明军过境的人都发财了，尤其是几十万百姓搬迁入川的时候，在江边摆摊卖货的人一个个都赚了个饱。听说明军又来到江南了，太平府的老百姓奔走相告，闻风而来，一心想多赚点钱，打下过肥年的基础。宁国府不靠江，但也不甘人后，不少人干脆带着捕鱼的家伙，打算在江边好好做几个月生意；还有一些人则是来买东西的，他们听说每次明军进入江南时都会运来大量货物，丝绸、川绣、赣瓷的价格都只有家乡的几分之一。这种赶大集的机会可遇不可求，明年嫁女儿、娶媳妇就盯着这趟买卖呢。
有经验的太平府渔民则对这种蜂拥而上的行为不屑一顾，一个人私下评价道：“现在还不是最便宜的时候。去年川军回师的时候，那才叫便宜呢，我一口气就买了五条八成新的绿营军裤，够我穿好几年了。”
“才五条？”另外一个人说道：“我没花几个钱就买了十几件绿营的号衣，亲戚、邻居分去了不少。剩下的都改成褂子了，缝缝补补穿到老都没问题。”
眼下明军还没有到，但长江边已经热闹非凡，甚至艺人也都吸引来了，唱戏的、玩杂耍的来了好几拨。现在清廷对东南的聚敛依旧严苛，四川其实也在吸金，所以地价在稍微回升一些后停止上涨，徘徊在每亩五两银子左右。如果能够在江边做一把红火的生意，比一年在地里辛劳耕种的所得还要多。
只是这次明军过境的时间不太好，五月份农田里的事情很多，所以家里还要留下足够的壮劳力。尤其是那些距离遥远的人，一个劲地埋怨明军怎么不挑七月份再来，还能顺便打劫一下朝廷的运粮漕船——邓名和漕运总督的协议普通老百姓当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漕船上有银子、有粮食、有布匹和其他江南土产，明军抢了不会都带走，甩卖时百姓们还能买点便宜货。
江边的景象给太平府知府一种感觉，那就是他府城的庙会都没有这么热闹过。
“朝廷要收拾人心啊。”化妆的知府不敢暴露身份，所以也只能在心里叹息一声：“总督大人，要收拾江南的人心啊。”
偷偷摸摸来到铜陵附近后，知府不用打听就知道明军离得不远，因为这里的官道上已经是人来人往，五月里这种现象是极为罕见的。长江上来往着小贩的舢板，到处都是他们洪亮的叫卖声。岸上说书的，打快板的，弹琴、唱曲的，应有尽有。
知府老爷亲眼看到食摊的摊主笑逐颜开地招待个几个明军装束的顾客，高高兴兴地从他们手里接过那种称为军票的东西——知府对这东西并不陌生，从上次入侵江南开始，明军就使用这种战场纸币，接受者可以持军票向明军兑换银钱——甚至在明军离开后，仍然有兑换工作在继续，据说是剿邓总理衙门在负责这件事，这种说法还在衙门的胥吏口中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当然，剿邓总理衙门对此矢口否认，要求东南各府的胥吏队伍不信谣、不传谣、不抹黑兄弟单位。谣言初起时，总理衙门就发过一份公文，正式否认了他们代兑明军军票，更主动否认剿邓衙门会把军票集中送去川西，从明军手里兑换白银以赚取手续费。蓄意传播类似谣言的都是潜伏在清廷这边的明军细作；发这份公文的人在一个月后被剿邓总理衙门经内部调查后解职逮捕，并宣布查明他就是潜伏在剿邓总理衙门内的明军细作，这份造成极恶劣影响的公文被回收销毁。
新的一份公文里再次对谣言予以否认，并称即使剿邓总理衙门真的回收明军军票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为了百姓着想，是衙门各级官吏在周布政使的感召下，主动捐出俸禄来帮助穷苦百姓弥补损失。第二封公文带来的恶劣影响甚至更甚前者，得知此事后，太平府的知府都将信将疑起来。而布政使大人知晓后也是勃然大怒，他的左右手闻风而动，迅速侦破此案，发现发出第二封公文的正是判处前一个明军细作死刑的家伙，是一个潜伏更深的明军细作。
就在第二个暴露的明军细作和被他处死的同伙一样被正法后，剿邓总理衙门果断改走东南督抚的上层路线，很快太平府就接到两江总督衙门下达的公文，以后严禁在任何公文中提及“军票”两个字，否则一律以明军细作论处。有小道消息说，这个禁令是周培公亲自去向蒋国柱总督申请来的。
“去打山东吧！”那个刚接过明军军票的饭铺老板热情洋溢地向离去的明军士兵挥手：“多带点人回来，我做好吃的给你们。”
“一定要去打山东啊。”不少百姓都跟着一起嚷嚷，用力地向明军叫喊着。
在百姓的背后，一个清军使者骑着快马匆匆赶往南京，里面装着一份给两江总督的密告，其中一份是给朝廷的正式奏章——上下一心力保城池不失，众志成城再创铜陵大捷。
第六十节 人心（下）
舟山，五月初甘辉、余新、万礼就从台湾逃到了这里，他们离开后郑袭向郑经投降，被郑经迁移到了厦门居住。
虽然甘辉等人本想只身出逃，但追随者还是不少，本部共计有船只二十艘，兵将五百余人，全都是甘辉等人的心腹，因为忠于主将或是害怕受到牵连而跟着逃来。南京之败导致这三个人的势力大减，不然跟着他们一起逃跑的人或许还会更多。除了这些延平藩的兵马外，还有一万多广东渔民，都是周玉的手下，他们先是被甘辉解救到台湾，甘辉出逃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自愿再次出海，跟着甘辉来到舟山。
逃来的郑军嫡系只有五百人，算上家属也不过千余人，张煌言倒是安心不少。人数不是太多，舟山收留了他们也不算太大的事，郑经多半也会卖舟山一个面子，不至于穷追不舍，一定要张煌言把人交还，毕竟现在双方还是并肩作战的抗清盟友；如果甘辉他们带来上百艘舰船，两、三千精兵，郑经说不定就会担心留下后患，坚持要舟山尽到同盟的义务，向金厦移交叛逆了。
得知郑成功去世后，张煌言伤心不已，在邓名的前世，张煌言就为此丧失了斗志，解散了军队，决心以死殉国。不过现在张煌言虽然悲伤，但并没有绝望，不但没有解散军队，反倒积极筹划如何把郑成功先前的那副担子也承担起来。
郑成功生前最主要作用就是牵制住了清廷部署在广东、福建的重兵，现在金、厦既然还在明军手中，郑经还在两地驻扎着数万人的军队、近千艘战舰，那张煌言觉得闽粤的清军重兵和耿、尚两藩还不能东进或是北移——这个战略负担张煌言觉得暂时还不需要自己去接替承担。
在暗暗松了口气的时候，张煌言又想到了郑成功的第二个作用，那就是控制海贸，为明军寻找军费来源。在本月初，暂住在舟山的曰本人寻找各种借口回国，这无疑是个不详的征兆；而本来客客气气想寻求合作的荷兰人，也先后扬帆离港。他们当然不敢明说，但荷兰人认为郑成功去世后，巴达维亚议会多半会再次改变东亚的政策，重新倾向于与明军开战——他们猜得不错，在邓名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