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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没有直接矛盾的国家发动战争。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中理应承担的职责与义务，二是我们面临的艰巨挑战。”
“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履行者，在坐的各位代表的年纪与我相仿，相信，各位不会忘记三十年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谈论的‘中国威胁论’。当时，我们威胁了谁？事实证明，我们不但没有威胁谁，反而是西方国家的威胁对象。为了达到打击我国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但不尊重我国的正当诉求，反而变本加厉的围剿我国，建立起从日本到阿富汗的战咯包围圈，使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周边局势急剧恶化。”
“近二十年的发展证明，我们不应该害怕‘威胁论’，因为事实证明，只有拥有足够的实力，才能构成威胁，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就会成为威胁的对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共和国的综合国力与日俱增，谁也不能否队，今日的共和国，已经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体现国家实力的不仅仅是综合国力，还有国际社会中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如果我们不能承担起责任与义务，凭什么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凭什么树立国家的国际威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会走上美国的扩张道路，只是我们也不能容忍其他国家肆意践踏国际准则。”
“也许有人会说，随着多边格局逐步形成，随着大国竟争日益激烈，联合国的地位与威信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我要说的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有责任与义务维护联合国的地位与威信，更有责任与义务帮助弱小国家，并创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尽到最大的努力。”
“只有当我们肩负起不容推卸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我们才能名正言顺的维护共和国的国际利益，才能成为一个既有强大实力，又能得到其他国家尊重与敬仰的国家，才能从根本上使中华民族再次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成为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而之骄傲，成为能够让每一个友好国家为之信赖的强大民族。只有当我们的国际威望得到肯定与认同，我们才能让每一个中华儿女挺胸面全世界，让我们的每一个同胞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面前骄傲的说：我是中国人！只有当每一个炎黄子孙骄傲的面对世界，深信与深爱自己的祖国时，中华民族复兴才指日可待！”
趁王元庆发言间歇的机会，裴承毅灭掉了香烟，让袁晨皓泡好了两杯茶。
可以说，王元庆最后两句话说到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共和国在民族复兴道路上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自信。
“自信”没有固定的衡量标准，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第四次印巴战争开始，共和国开始建立国家强大、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的自信。不管是对外征战、还是内部改革与经济发展，都是建立自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对有着五千年历史，经历了汉唐盛世，曾径问鼎世界霸主的中华民族来说，对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自信比什么都重要。
作为军人，裴承毅更清楚自信的重要性。
只是直到这个时候，裴承毅才真正明白，自信不是对军事胜利的盲目自大、不是对经济建设的盲目自傲，而是勇于承担责任与义务的精神。只有当每一个民众胸怀天下，敢于承担责任，才能谈得上自信。换句话说，自信是民众对达到国家目的的积极态度，是为维护国家形象与国家威信的积极行动。
当中华民族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学发展等方面具备了复兴的物质基础之后，欠缺的就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而“精神动力”就是民族成员发自内心的自信，对国家与民族走向强大的自信。
短暂的停顿之后，王元庆接着说道：“在充分队识到我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我国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战胜这些挑战，中华民族复兴将遥遥无期。在众多的挑战中，我只想提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在坐的各位代表中，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的居多，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代表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一代人。如果我没猜错，在坐的代表中，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甚至连堂表亲都不多。同样的，如果我没猜错，各位代表的配偶也是独生子女，而且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子女。这说明什么？说得好听点，是我国的人口压力正在降低；说得难听点，是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从十三年前开始，我国每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结论让人触目惊心。时至今日，我国的人口总量已经减少到十亿左右、其中年纪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接近三亿，在未来三十五年之内，我国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减少，最终仅剩下不到七亿人、其中年纪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三亿。这意味着什么？说的好听点，我国将在三十五年之内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说得难听点，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五千年来最为严峻的时刻。五千年来，除了大规模战乱，中华民族的人口一直在增长，从未像现在这样，以每年上千万的速度减少！”
“为了缓解人口减少带来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鼓励育龄夫妇养育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放宽移民审批制度、接受更多的海外移民，改变产业结构、提高生产力水平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内在改革措施，我们还欠缺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如何消化由生产力水平提高带来的庞大生产力。”
“如果在三十年前，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可以靠出口来维持国家收支平衡，用出口带来的巨额利润赡养我们的长辈、抚养我们的孩子。现在还行得通吗？肆虐八年的全球性大萧条刚刚结束，残酷的事实证明，以往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已经彻底崩溃，新的国际贸易秧序已经形成。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公开承认，全球化市场体系已经在大国竟争中分崩离析，但是事实确实如此，随着美国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俄罗斯加快独联体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步伐、乃至巴西、南非、伊朗、埃及等等地区性强国开始建立地区经济体系，全球化市场体系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全球化市场体系获得贸易盈余。”
“我们该怎么办？或者说，我们该怎么做？这些年来，围绕这个问题，各代表团提交了各种各样的议案。综合各方的调研结果，我们可以肯定两个事实：一是我们需要庞大的海外市场来消化我国的庞大生产力，为我们的产品找到市场，为我们的工人提供工作；二是我们需要大量工业资源，为我们的工厂提供原料，为我们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近十年，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不可否认，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以共和国为核心，一个拥有近二十亿人口的经济圈。但是这能保证我们顺利度过人口老龄化时期，并且在此期间保持旺盛的前进动力吗？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是不用质疑的。根据今年年初掌握的统计数据，我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已经开始降低，国内近三成的工厂存在开工不足与原料短缺的问题，至少有一千五百万工人，以及与这些工人有关的大约五千万公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大的市场，也需要更多的资源。”
“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我能为那些信任我、支持我的公民做些什么，以及应该做些什么？作为代表人民履行国家权力的各位代表，我相信大家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为人民做些什么？”
“是看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工作，看着更多的公民失去生活来源，看着公民的生活质量降低，还是应该设法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为他们的家人提供生活来源，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
“这不是个问题，也不应该是个问题。”
“在此，我要问一句，公民赋予我们权力的理由与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替那些赋予我们权力的公民着想，不能为了支持与信任我们的公民排忧解难，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以国家领导人与国家权力履行者的身份决定国家大事？”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公民着想，为我们的同胞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