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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口不是衡量国家实力的第一要素，比如印度就不是头号大国，美国的人口只有共和国的一半左右，实力却与共和国旗鼓相当，但是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偏少的国家能够称霸世界，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偏少的国家能够成为地区性强国。伊朗能够成为海湾地区的强国，就是因为伊朗拥有该地区最多的人口。同样的道理，埃及能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带头大哥”，也与其庞大的人口数量有关。要知道，在20世纪的4次中东战争中，埃及都是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
与巨大的人口相比，埃及的地理位置更有价值。
作为唯一一个横跨亚非大陆的国家，埃及不但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还控制着连通印度洋与大西洋的苏伊士运河，是北非与中东地区最具战略价值，也最有影响力的地区性强国。至于苏伊士运河到底有多重要，恐怕不用做任何解释。
作为曾经的不结盟国家，埃及与共和国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虽然在近百年的交往史中，也闹出过一些矛盾，但是两国的关系仍然以合作为主，而且两国间的友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要知道，在埃及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共和国提供的战斗机、主战坦克、导弹快艇支撑起了埃及脊粱。也正是如此，在2015年之后，共和国进军中东的时候，就把埃及当做首要拉拢对象。
获益的，绝不仅仅是共和国。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通过与共和国合作，埃及成为了众多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并且建立起了以电动汽车、船舶制造、石油化工为主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虽然共和国的众多跨国企业通过埃及做中转贸易，或者通过在埃及的分公司向阿拉伯世界出口商品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埃及获得了更大的好处，准确的说，是埃及民众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实现工业化，哪怕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地非常肥汰，要想在10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养活近1亿人，那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更别说让这近1亿阿拉伯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问题是，埃及并没因此完全倒向共和国。
虽然按照西方新闻媒体的评价，早在2020年之前，埃及就倒向共和国，成为了共和国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埃及从来没有与共和国签署同盟条约，甚至没有主动申请加入集约集团。更重要的是，数十年来，埃及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并且在2020年之前就定下了“努力建设成瑞士那样的永久中立国”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在基本外交政策上，埃及严守中立。
这就是问题，而且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可以说，共和国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严守中立的埃及。因为埃及是以色列的邻国，而且是巴勒斯坦流亡政府的收容国，所以不管埃及向哪个方向前进，都不可能像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那样投靠美国。说直接一点，只要埃及愿意，随时都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成为率领阿拉伯世界走向统一的核心国家。共和国需要的，就是让埃及成为主动担负起推动阿拉伯世界统一重任的领袖型国家。
显然，从一开始，共和国就打错了算盘。
虽然埃及拥有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潜力与资本，但是作为一个经历过4次中东战争，并且屡次遭受失败打击的国家，埃及早已失去雄心壮志。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改造下，埃及建立起了一套民主政治体制，几乎不可能出现像萨达特那样的铁腕领袖，也就不可能用民族主义去鼓动选民。
面对这样的埃及，共和国几乎无计可施。
中东战争期间，埃及宣布保持中立，等于浇灭了共和国对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丝希望。
虽然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共和国并不希望埃及能够站出来参加战争，也从来没有要求埃及挺身而出，但是在战争爆发前，阎尚隆访问开罗的时候就向埃及政府提出，希望埃及能够在中立政策上有所取舍，比如禁止交战国的舰船通过苏伊士运河。毫无疑问，这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要求，因为这不会破坏埃及的中立地位。
如果当时埃及能够答应下来，并且切实执行禁运政策，共和国军队受到的压力就要低得多，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甚至有可能改变战争结果。
问题是，埃及没有这么做。
更让共和国当局感到恼火的是，因为埃及拥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特别是其无可取代的地理位置，所以共和国不但不能惩戒埃及，还得在战后拉拢埃及。
正是如此，中东战争后，共和国依然非常重视与埃及的关系。
事实上，埃及也不敢跟共和国翻脸。
根据西方某调查机构在2040年初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共和国在埃及的投资达到了惊人的21000亿元，其中民间资本投资超过了17000亿元，在埃及38个主要产业中的37个取得了垄断或者接近垄断的地位。也就是说，共和国的跨国企业控制了埃及的经济命脉，完全有能力让埃及的社会文明倒退几十年。更重要的是，到2040年的时候，绝大部分在埃及投资的共和国企业都赚回了本钱，并且盈利500％以上。因为埃及的国内市场早已饱和，共和国在埃及的主要投资都与出口贸易或者转口贸易有关，加上这些年来，共和国一直在加大对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投资，所以在投资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共和国的跨国企业很有可能把重点转向叙利亚与伊拉克，从而使埃及的加工出口贸易遭受重创。
由此可见，埃及仍然得依靠共和国，特别是共和国的经济援助。
不管怎么说，裴承毅在这个时候访问开罗，并不指望像在大马士革与巴格达那样，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可以说，裴承毅的开罗之行就是在向埃及当局传达一个信息，共和国不可能永久忍受埃及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裴承毅在开罗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以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埃及当局施加压力。
当然，裴承毅并不指望能够取得成果。
相对而言，接下来的喀土穆之行更有意义。
如果说埃及依靠共和国的投资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成为了阿拉伯世界中最发达的工业国，那么苏丹就是在共和国的帮助下，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演变，由一个战乱不断的极端落后国成为了非洲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之一。
用“洗心革面”来形容苏丹这些年来的变化，一点多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苏丹的这些变化，与共和国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用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的话来说，能够将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全球最年轻的发达国家，共和国在非洲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毫无疑问，共和国公民在苏丹能够享受到最优越的待遇。
作为共和国的国防部长，裴承毅在喀土穆自然不会受到冷遇。因为苏丹与厄立特里亚的边境争端愈演愈烈，苏丹当局早就在策划军事行动，所以接待裴承毅的时候，苏丹总统差点没有让裴承毅住进总统府。
问题是，裴承毅的喀土穆之行不是为苏丹解决军事问题的，更不是担当军事顾问。
虽然在会见苏丹总统的时候，裴承毅暗示苏丹当局可以从共和国聘请军事顾问，而且可以通过共和国的情报机构聘请高级军事顾问，但是在谈到正事的时候，裴承毅就不再提与战争有关的事情，而是把对苏军事援助与阿拉伯世界统一问题结合了起来。也就是说，裴承毅希望苏丹总统能够在成立阿拉伯联军的问题上提供支持，并且以实际行动来表达苏丹的态度。
毫无疑问，裴承毅得到了一个还算圆满的结果。
就算在很多人看来，苏丹当局的首要任务就是搞定周边几个国家，借助共和国的帮助解决领土纠纷，实现称霸东部非洲的梦想，不大可能在阿拉伯统一问题上有所作为。因为苏丹是一个比较偏远的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影响力并不大，所以苏丹也没有办法在阿拉伯统一问题上做出重大贡献。问题是，苏丹必须将与共和国的关系放在首位，在基本政策上与共和国保持一致。当共和国竭尽全力推动阿拉伯世界走向统一的时候，苏丹不可能袖手旁观，更不可能作壁上观。
更重要的是，苏丹的综合国力在阿拉伯国家中仅次于埃及，所以肯定能够在阿拉伯统一问题上做出贡献。
带着此次外交出访活动的第三个成果，裴承毅去了最后一站，即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与访问安曼一样，裴承毅去的黎波里也只是走走过场。不同的是，裴承毅没有在的黎波里向利比亚当局提出任何与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