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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贸易同盟打下了基础。
作为最早与共和国鉴署该协议的国家之一，伊朗的地位非常特殊。
《中伊货币互换协议》的有效期只有20年，也就是在2044年6月底到期。只是按照双方相关协议，在协议到期前1年，如果双方均没有提出终止或者修改要求，协议就将自动延长5年。因为在2043年6月底之前，伊朗当局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所以该协议的有效期已经自动延长到了2049年6月30日。也就是说，内贾德在2044年7月初宣布单方面终止该协议，是一种违约行为。
毫无疑问，内贾德的这一举措，让共和国当局非常意外，甚至措不及防。
结果可想而知，数日之内，里亚尔对人民币的汇率由之前的7。4左右狂跌到10。2，并且很有可能跌穿20。因为伊朗是共和国的净贸易出口国，所以里亚尔飞速贬值，让伊朗商品在共和国市场上获得了额外的，也是不正当的竞争力。虽然里亚尔贬值对共和国企业的影响不是很大，伊朗出口到共和国的主要是天然气、石油化工产品、手工纺织品、食品调料、天然着色剂等共和国企业不生产或者不出产的产品，但是对共和国的其他贸易伙伴来说，这绝对是一场灾难。拿天然气来说，伊拉克就因为第纳尔必须盯紧人民币、而主要竞争对手的货币可以任意编制而损失了数十亿元的贸易收入。正是如此，在伊朗总统宣布终止《货币互换协议》之后不到24小时，伊拉克、巴基斯坦、叙利亚、缅甸、老挝、越南、朝鲜、印度等数十个与共和国签署了该协议的国家就发出了抗议，甚至有几个国家宣称，如果共和国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采取同样的行动，或者暂时终止履行该协议。
虽然《货币互换协议》是一个模式下的双边协议，但是每份双边协议都是以共和国为核心，所以数十份双边协议构成了一个以共和国为核心的贸易金融体系，该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成员破坏了游戏规则，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毫无疑问，内贾德在玩火。
设想一下，如果因为伊朗退出了该协议，导致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贸易结算体系土崩瓦解，以共和国为核心的同盟体系分崩离析，就算掌握大权的是顾卫民，共和国也会用最直接的手段打垮伊朗。
正是如此，前面才说道，共和国完全有可能据此推翻伊朗政权。
问题是，执政的是顾卫民，不是王元庆。
在决定采取实质性行动之前，顾卫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亲自跟内贾德通了热线电话，并且在电话中暗示了共和国会在某种情况下以极端手段解决问题。
毋庸置疑，内贾德肯定听出了这个赤裸裸的威胁。
也正是如此，就在其宣布单方面终止《中伊货币互换协议》之后不到48小时，内贾德就再次宣布，将就该协议的一些具体条款与共和国进行磋商谈判，在谈判取得成果之前，伊朗当局将继续履行该协议规定的职责与义务。也就是说，伊朗并不会立即终止该协议，只是希望修改一些条款内容。
虽然算不上完美，但是问题得到了解决。
问题是，这次风波已经无可挽回的改变了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
要知道，顾卫民不是王元庆那样的铁腕领导人，虽然在处理该事件的时候，顾卫民也体现出了强硬的一面，但是并没因此获得国内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希望共和国在伊朗有所作为的利益集团的认同。
正是如此，仅仅1个月之后就爆发了“管道危机”。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修建贯穿伊朗，从伊拉克的巴士拉港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油气综合输送管道的问题，因为在油气过境费上没有谈拢，结果伊朗当局借国民议会否决了修建管道的协议，使该项目胎死腹中，让共和国的几家大企业至少损失了数百亿元，并且让共和国当局不得不花大力气拉拢科威特，投入巨资在科威特修建一座专门用来为运送石油与天然气的船只提供服务的专业港口。
客观的讲，伊朗当局这么做并没错。
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人一样，印度战争之后，共和国已无后顾之忧，而且国民的实际购买力已于美国持平，成为了世界上消费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所以共和国民众的消费观念悄然转变。有人说，共和国公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以节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所以再怎么变，也接受不了美国人的消费观念。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能说并不了解共和国公民，不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要知道，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几个鼎盛时期，比如汉初、唐初、明初，乃至一些算不上鼎盛的时期，比如南北宋、满清前期等等时候，中华民族并不把节俭当成美德。特别是在盛唐时期，炎黄子孙的奢侈生活不但让当时还处于蛮荒时期的日本人瞪目结舌，还让旅唐的西方人叹为观止，甚至连当时的西方贵族也以能够过上唐朝人的生活而感到荣幸。
可以说，只要有客观条件，共和国公民就懂得享受。
正是如此，共和国在2020年之前就成为了第一大资源消费国，到2038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人均资源消费国。2040年，全球大约60％的资源输入共和国。虽然其中一部分转变成高科技产品流入国际贸易市场，但是按照一家共和国新闻媒体的估计，共和国公民至少消耗掉了全球40％的资源，人口为共和国1半的美国消耗了大约19％的资源，人口与共和国相差不大的欧盟消耗了大约24％的资源，剩余的17％的资源则要用来供养占全球人口总数71％的另外53亿人。由此可见，共和国公民的消费能力有多么惊人。虽然在消耗的资源中，以电能为主，而在2035年之前，共和国的电能就百分之百的由可控聚变核电站提供，但是共和国公民对其他资源的消耗依然非常惊人，比如全球天然气中的80％就输入了共和国，而其中的70％都被用在了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被共和国公民当成做饭的燃料给用掉了。
在这笔巨大的消费中，伊朗作为全球第三大天然气储备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与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自然是共和国的主要供应国。问题是，伊拉克是共和国的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如果油气综合管道建好，就算伊朗能够通过收取国境费赚上一笔，也等于是拣起芝麻丢了西瓜，给自己搞了一个竞争对手出来。
换个角度看，这件事也可大可小。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通过管道输送油气的效率更高，费用更低，但是算上修建管道的费用、资源国境费、管道通过多个国家产生的外交纠纷，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等，管道输送油气资源的效费比不见得比海运高多少。特别是在新一代超级货轮问世之后，加上造船业对经济产生的拉动效应等等，海运的效率不会低到哪里去，费用也不见得会比管道输送高多少。
如果在以往，也许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了。
问题是，刚刚经历了“货币风波”，就算共和国当局不想为难伊朗，共和国的利益集团也不会放过这个可以教训伊朗的机会。
“管道危机”爆发后的1个月之内，包括三坚集团在内的数十家共和国跨国企业先后宣布取消或者暂停在伊朗的投资项目，并且高调宣称，将考虑在拥有相似基础条件的周边国家扩大投资规模。
很明显，所谓的“周边国家”实际上就是伊拉克。
与伊朗相比，伊拉克缺的不是资源，而是投资。可以说，伊拉克要想依靠丰富的资源成为发达国家，缺的就是投资。
前面已经提到，在战争费用与库尔德人问题上，伊朗一直不肯合作。
受这些因素影响，共和国的跨国企业高调宣布转战伊拉克，等于是在向共和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勒紧伊朗脖子上的绳索，不要轻易放过伊朗。
这一点，从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随后通过的几项与贸易有关的法案就能看得出来。
别的不说，在2043年底通过的一部与转口贸易有关的法案就明确规定，只有共和国企业参股33％以上的合资企业才能享受到由共和国政府提供的贸易优惠政策，而在这个比例之下的企业都得按照相关法律支付全额关税。要知道，伊朗当局对合资企业中，境外企业持股的最高限制额度为32％。仅仅1个百分点的差距，就能让伊朗的石油开采、冶炼与化工企业每年损失数百亿元，让大约15万伊朗工人失业。这些极具针对性的法案几乎都是由共和国的跨国企业控制的代表一手炮制的，而且均以照顾企业利益为根本目的。
对于共和国的贸易政策，伊朗当局只能被动�